现当代文学史 作家作品分析

张爱玲作品分析

摘要：张爱玲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颗代表着新文学新趋势的明星，而她真正被大众接受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一生颠沛流离，而她的文章也如她的一生清奇而繁复，华丽而又哀伤。

关键词：张爱玲，作品，张爱玲形象

正文：张爱玲，本名张煐，出身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生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这是导致张爱玲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这一切实际上都反应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童年的不幸，也反映在她的一些作品中，16岁时的张爱玲因希望从随母亲去英国留学而被父亲囚禁在家，随后在女佣的帮助下成功出逃，张爱玲这段经历可从《十八春》里找到影迹。姐姐曼璐为留住丈夫祝鸿才的心设计囚禁妹妹曼桢任由丈夫蹂躏。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如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的非常深入，自然灵动。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

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40年代的张爱玲凭借不断累积的写作经验和日趋成熟的写作技巧，自成一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写作语言风格：将华丽优美的词藻与纷繁复杂的意象相融合。但在50年代后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语言风格又发生了一次转变――她舍弃了早期小说中那种雍容华贵的风格，逐渐趋于简约朴素，主要表现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上。在叙述语言上，张爱玲50年代时期的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有早期作品的一些语言特色，例如对月亮、镜子等意象的塑造与描写，但从小说整体而言，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是真实、平淡、朴素的叙述语言。如《十八春》中第三章对世钧回南京老家前一晚的叙述：世钧把一支香烟抽完了，有点口干，去倒杯开水喝。他的手接触到热水瓶的盖子，那金属的盖子却是滚烫的。他倒吓了一跳，原来里面一只软木塞没有塞上，所以热气不停地冒出来，把那盖子熏得那么烫。里面的水已经凉了。他今天也不知怎么那样糊涂，这只热水瓶，先是忘了盖，盖上了，又忘了把里面的软木塞塞上。曼桢也许当时就注意到了，但是已经提醒过他一次，不好意思再说了。世钧想到这里，他尽管一方面喝着凉开水，脸上却热辣辣起来了。此处可以说是曼桢与世钧的情感升温的重头戏。曼桢到叔惠家里为即将会南京老家的世钧送行，帮他整理行李。张爱玲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用大特写的镜头，将世钧曼桢单独相处的场景极细小琐碎地描写出来。没有像以往那样用华丽的词藻，复杂的意象去营造一个氛围，也不用任何一种修辞手法，只是平平淡淡的叙述。但平淡并不代表平庸，自然并不等价于粗糙，反而是华丽的升华。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中，很少用这么朴实的笔调进行景物描写。

另外，张爱玲不参与任何党派，并将人物局限于小市民之后，她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张爱玲唯一一部涉及政治的作品《十八春》也于18年后重新改写其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局，又还原了那个“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的奇女子。多样而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一提起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映入我们脑海的便是那些小奸小坏的上海市民，旧式家族的遗老遗少，婚恋中的世俗男女，“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在她前期的作品中，所塑造的都是一些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卑微却真实地活在时代大潮中的小人物，而正是这些承载着时代车轮碾压的无数个小人物组成了“时代的总量”。《十八春》在人物塑造上基本延续了这种方法：曼桢、叔惠、顾太太、阿宝等小市民，沈太太、姨太太、世钧等上海旧式家庭人物，但同时也有其创新的地方，在《十八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