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佛 教 简 史

中国佛教简史

汉代佛教（前2 ～ 220）

汉代，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汉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公元前二年，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从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后汉蔡愔等于大月氏国得佛像经卷，并与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相传这就是中国译的第一部佛经。

三国佛教（220 ～ 265）

魏继后汉，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这时有许多外国的译师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笃爱佛经。中士沙门朱士行西行求法，于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等送经回洛阳，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西晋佛教（265 ～ 316）

在这时期，佛教学者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它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前代有了相当的发展。当时众人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275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58部，合计333部。

东晋佛教（317 ～ 420）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的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道安和鸠摩罗什为佛教代表人物。南方随着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卢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东晋的佛典翻译，超越前代的业绩：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四是律典的译出。

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祈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道安。净土信仰肇始于弥勒净土信仰。而兜率上生信仰又是弥勒净土信仰的主流。

其后，又出现了一种只求往生弥陀净土的思想，创始者是竺法旷。从东晋一直到隋唐五代，弥勒净土信仰一直是主流。到了唐代，因迦才、飞锡、怀感、善导、法照、少康等弘扬弥陀净土，使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相抗衡。

自宋后，因倡禅净合流，遂使弥陀净土取代了弥勒净土的主导地位。元明清以降，修习弥勒净土者，便如凤毛麟角。

到清末民初，在赤山法忍、雪窦太虚的影响下，有一点复兴气象。太虚大师于武昌佛学院定朝暮课诵以改念弥勒佛名，发愿生兜率为导归。太虚大师改革僧制、革新佛教等贡献，不但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回响，更为后来人间佛教思潮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朝佛教（420 ～ 588）

南朝各代统治阶级及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刘宋诸帝中，文帝最重视佛教。佛教到梁武帝时达到全盛。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

北朝佛教（420 ～ 581）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明元帝令沙门开导民俗；献文帝时在宫中建寺习禅；孝明帝遣人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北齐时代的石经现存的有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辽州屋騋嶝的《华严经》等。

隋代佛教（581 ～ 618）

隋代统一了南北两朝，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隋炀帝笃好佛教，他先后造西禅定寺、隆圣寺、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铸刻新像，修治旧像，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

唐代佛教（618 ～ 907）

唐代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在京师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重兴译经的事业，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求法。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即《大藏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372部、2159卷。

五代佛教（907 ～ 959）

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勉强维持，南方帝王都热心护教，续有发展。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绿》入藏经，这较《开元绿》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则通常依《开元绿》写经。

宋代佛教（960 ～ 1279）

宋建立之后，给佛教以适当保护，遣人去印度求法、雕刻大藏经版。各帝王对佛教的政策大体不变，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

宋官私刻藏有五种版本：一为官版，花费了20年在益州刻成，也称蜀版，所收的以《开元绿》入藏之经为限，共五千余卷。后添刻新入藏的东土著撰及《贞元绿》各经，最后达653帙，6620余卷。它为后来一切官私刻藏和共同准据。二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寺觉院版。由禅院住持衡真等募刻，请得政府允许给予崇宁万寿大藏和名称，共564函，5800余卷，三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蔡俊臣等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经40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四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共548函，约5687卷。后人也称之为后思溪本。五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由赵安国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咸淳八年因兵祸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共得591函，6362卷。

辽代（916 ～ 1125）

契丹族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58人到当时都城西楼，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道宗则通梵文、尤精《释摩诃衍论》，并好建筑佛塔。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它重要经典的刻事。契丹藏全藏在燕京刻印，共579帙。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到了唐末终绝。

金代佛教（1115 — 1234）

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建国后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据今人考定，金藏凡682帙，约7000卷，现存的仅4957卷。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

1934年，北京三时学会在《金藏》中选择了其它宋版藏经所缺的珍本，如：《传灯玉英集》、《景佑天竺字源》、《大中祥符法宝绿》、《天圣释教总绿》、《景佑新修法宝绿》等，题为《宋藏遗珍》。

元代佛教（1260 ～ 1368）

自十三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邀请西藏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命掌理全国佛教。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因为大都弘法寺原来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经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订，成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更召集汉藏大德僧人学士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绿》十卷。此外，民间私刻的藏经，先是杭州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经版一副，约6000卷，此即通称的普宁寺本。稍后，在成宗大德年间，宋末创刻末完的碛砂版藏经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完成，共6300余卷。明代佛教（1368 ～ 1644）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太祖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明代的刻藏事业，前后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间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年间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乃至万历年间开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兴藏》。前三藏是官版大藏，后者是私刻大藏。

清代佛教（1644 ～ 1911）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盛京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建立关系。世祖顺治九年达赖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对佛教也表示接近。

清代的刻经事业，在顺治、康熙年间，民间各地所刻的僧传、语绿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当时发行的有《续藏经》90函，237部，《又续藏经》45函，189部，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兴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世宗时代。世宗雍正十一年，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至干隆三年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总理藏经事务者为和硕庄亲王允绿，参加临造、校阅人员共百余人。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命刊藏文藏经甘珠尔。雍正二年又刊丹珠尔，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干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经》。后又续成《满文藏经》，全藏共108函，699部，2466卷。经版于1900年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

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先是郑学川于同治五年成立四个刻经处，前后十五年间，所刊佛经近三千卷。杨仁山，初时对郑学川在扬州的刻经事业，极力护持，并募财相助。后在南京自创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佛典。光绪四年他随曾纪泽到过英法，于伦敦认识日僧南条文雄，知道中国唐宋间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归国以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撰述二百余种。前后刻成经典三千余卷，并图像多种。到了清末宣统元年，金山宗仰得罗迦陵之助，与黎端甫、汪德渊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加以校印，全藏共40函。1960部，8460卷，由频伽精舍刊行，号《频伽大藏经》。

近代民国（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