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际形势及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和认识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变化。

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增长，人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世界并不太平。

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增加，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此情况下，中国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中美关系被誉为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今年又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贸易上的摩擦是必然的现象，这是崛起的贸易大国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两国政府将大部分贸易摩擦问题置于WTO的框架下，利用WTO的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

可以说贸易问题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深受台湾问题的影响，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对中美关系干扰最严重的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这其中包含着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因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长远目的的一部分。

其实，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都是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政策，一方面，发展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维系和发展与台湾的所谓“实质性”关系，包括商贸、人员往来以及对台军售。

这种政策一直沿续到现在。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目前的干扰，责任完全在美国一方。

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与达赖见面这些都已经涉及了中国所定义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一直还停留在以往的惯例上，更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政策调整。

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所以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渐进地向前发展
中日间潜在政治摩擦因素有如下几类：日本否认或美化对华侵略历史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日美同盟威胁中国安全的问题，围绕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权益的争端问题，以及在经贸和经济合作领域的摩擦问题。

其中，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始终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潜在摩擦因素。

中国和欧盟建交30周年，经贸关系快速稳步发展，双方已互为数一数二的
最大贸易伙伴。

政治和战略关系不断更新，已结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正步入成熟、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处在历史上最好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中欧经贸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辅相成，互为基础，中欧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加强，有利于国际格局朝着比较均衡的方向发展，中欧共创美好未来，必将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占据重要历史地位。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欧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双方各自追求自身利益，通过寻求实现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

如果没有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如果不是平等互利，在交往合作中有取有予，既维护自身利益，也照顾对方利益，争取实现共赢，就不可能有中欧关系今天的辉煌。

中俄关系自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时的苏联建交算起，已走过55年的风雨历程;自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算起，已有将近13年的平顺发展。

两国已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04年10月普京总统访华，同胡锦涛主席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等多项文件，又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前，中俄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成果显著。

与此同时随着中俄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相互信任问题二是中俄能源合作中出
现的问题，中俄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在双方关系中不是主流，只要处理得当，就不致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金砖四国”中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

印度经济以服务业为主。

俄罗斯经济以能源为主。

巴西经济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主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前景极好，四国将在2050年位列世界最强经济体。

据预测，这四个国家将拥有超过全球40%的人口和14.051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它们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四个国家，既不是像欧盟一样的政治联盟，又不是像东盟一样的贸易联盟。

但是，这四个国家已经逐步开始开展政治合作，来加强其政治地位。

中国——世界工厂，巴西——世界原料基地，印度——世界办公室，俄罗斯——世界加油站
目前中法两国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双方的互信。

2008年由于萨科奇的“多变、易变和善
变”，致使法国国家信誉大损。

中法两国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关系很难得到改善。

中法关
系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以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份会见达赖喇嘛，二
是法国是世界上唯一曾威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国家。

其中任何一条都让中国政府和民众无法
接受。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法国人还在辩解，认为中国政府和民众反应过激。

可以预见，
中法关系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善，除非法国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

中国对中法关系
未来的波动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不仅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本性使然，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法国文化的必然反应。

中国正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英国也制定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

双方都把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都致力于平衡国际收支、促进双向投资。

双方发展理念相近，优势长项互补，合作潜力巨大。

当前，中英关系发展面临四大机遇：一是共促经济增长的机遇。

二是共促社会和谐的机遇。

三是共促相互了解的机遇。

四是共促国际治理的机遇。

目前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并不能称之为好。

出于中国周边安全考虑，中国拒绝朝鲜拥有核打击能力，而朝鲜则希望通过核打击能力来进一步增加对美日韩谈判的筹码。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死敌。

过去印度很计较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军事合作很敏感。

现在印度能接受中国和巴基斯坦军方保持并发展关系，因为印度认为中国是维护巴基斯坦稳定的很重要的力量。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巴基斯坦局势失控产生的影响将是整个地区性的，甚至于某种程度还带有一定的世界性影响。

中非关系是一种平等相待、相互依存的关系。

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既是对当前中非关系的一个准确定位，也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仅内容涵盖面广，而且和具体的实施计划、推进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政治上看，中非双方是平等互信，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持的战略伙伴。

从经济上看，中非双方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近年来也大大加快。

对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一、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到现在的经济衰退，来势之猛、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大概很少有人会预料到。

二战以来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导致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说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它是否会导致世界格局再次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它的影响不可低估。

首先，从宏观来讲，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第二，国际金融体系会进而演变；第三，这个事件会对大国政治关系产生影响；第四，
多极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快发展。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研究，尤其是我们中国。

中国从这次金融危机里面应该学到什么？应该总结什么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中国是在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研究怎么样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金融体系和我们的货币体制，然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

今天要把我们的外交、外贸、政治等方方面面的考虑和当前的危机处理联系到一块儿，使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要看到，最坏的时候不是现在，可能是明年。

如处理得当，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可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首先可以逐步改变过去十多年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二吸收更多的国际金融界或企业界的高级管理人才进入我国的相应领域；第三是寻找机会，兼并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际名牌企业；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制定过程，争取更多话语权。

二、大国关系主旋律是协调、良性互动。

尽管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目前没有变化，但它政治上失策、经济上失控使它不得不放弃单边主义，更注意寻求大国间的合作支持。

欧盟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国际参与力度进一步增强；俄罗斯进一步抗衡西方的战略挤压，特别是北约东扩。

俄格冲突表明俄不会牺牲战略底线，但不寻求同西方的对抗，不会回复到冷战时期。

日本寻求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但也十分注意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

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西方大国在处理国际热点时寻求与它们的合作与协调。

大国关系力量对比的这些变化会牵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不少国家已提出要建立新的地区经济体或货币体系。

新的地缘战略正在酝酿调整之中。

三、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

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各个领域中所发生的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影响上升，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日益增强，相互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深化。

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疑虑和排斥也在增加，它们不清楚崛起后的中国会怎么样。

这一矛盾会伴随我们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妥善应对。

经济发展了，海外利益拓展了，国际地位上升了，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客观存在，和周边国家的领海纠纷存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摩擦矛盾也出现了。

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去调整我们的相应策略和工作，这种调整要有战略高度。

我们要对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要有个客观的评价，不能没有信心，也不能自我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