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历程

远古社会：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

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

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

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

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

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

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

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

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

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

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

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夏朝：手工业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

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

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

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

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

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

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

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

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

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

郑州牛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

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

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商代：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

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

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

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

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

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

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代已知道用铁。

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炼的冶金技术。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

器形有炊器鼎等，食器簋、豆、盂，酒器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

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

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骨器在商代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

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

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

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

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

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

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

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西周：周代的手工业，有属于封建领主的官府手工业和属于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百工”。

《国语·晋语》说：“工商食官”，这表明工是隶属于官府的，他们是向王室或领主领取生活资料的专业工匠。

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以冶铸青铜器为主，王室或大封建主都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作坊。

随着大封诸侯，青铜冶铸技巧也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

现在所知，北面到辽宁、河北，东面到山东、江苏、安徽，南面到河南南部以及湖北，都曾经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

铸造方法大抵继承了商人的技巧，不过类别和数量要比商代为多，铭文也比商代的长，这都显示出青铜器制造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陶器制作方面是出现了板瓦和筒瓦。

虽然当时瓦只限于使用在天子、贵族的宫室上面，但它的出现，在建筑史上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西周时带釉硬陶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西安、洛阳、江苏、安徽的周墓中都发现有带青釉的陶器，从这些材料看出，陶器已正在向瓷器过渡东周（春秋、战国）：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

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

《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

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

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

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

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

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

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

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

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

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

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

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

“齐”指铜、锡的比例。

“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

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

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

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

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

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

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

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

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

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

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

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

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

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

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

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

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

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

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