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李强教授：中国社会的分层

清华李强教授：中国社会的分层
我大概讲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介绍分层的情况，第二来分析一下我国社会分层的特点，第三个分析一下二十年以来社会分层的大事。

第四分析一下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因为贫富差距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然后我们分析几个主要阶层，比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和底层社会。

首先我想讲分层还是从一般的概念谈起，分层可能一般人不太理解，分层实际上是借用了地理学的一个词，地理上讲堆积形成的层化现象，当我们看社会时，发现社会也有这样的现象，人类社会有一种基本的观念，人们总是追求公平，所以分层就是和它相反，是将社会差异的现象。

人类社会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从甲骨文，有三千年的历史，我们考察能否找到一个把资源平均分配的社会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发现。

既然大家有共识，财产和资源是不可能公平分配的，即使在电脑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要想做到平均分配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中国在六十年代，因为经济困难，就想把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当时的做法从组织资源组织系统来说是非常发达的，能把票证分配到每一个人，而且应该来说是按照劳动量，年龄来分配，基本可以说是作出了人类社会消费品的尝试，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也做不到平均分配。

比如说城乡，差距就非常大。

我们城乡差距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的，而在当时城乡的差距就很明显。

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差距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城市人的消费是一个农村人的消费，低的时候是二点三到二点四倍，高的时候是
二点八到二点九倍，所以你看即使在票证制度时期，虽然票证制度主要是指城市，因为农村居民是自己解决自己的口粮，并没有分配到粮票，但是布票是分配的。

当时只有一个东西是全民都有的，那就是布票，用布票去买布，买衣服。

所以虽然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不能做到平均分配，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才是合理的呢？什么样的分配才算是公平呢？所以我们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

社会分层问题最近二十年来变得比较热，原因就是社会分化变得比较严重，就是我们知道凡事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产业机制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社会分化是非常剧烈的。

那就看我们怎么来看待发挥了，其实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分化是一个事物会发展，水如果没有落差，水也不会流动，所以分化到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使一个社会发展；但是分化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最近市面上卖一本书《社会阶层》，书中讲社会概括为十个层，引起了很大争议，可见社会分层是一个比较敏感和比较热门的话题。

那么下面我就非常概括的讲一下就中国社会说这个社会有哪些主要的特点。

中国社会由于太大，不好概括，我大概概括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差异极大的社会。

这一点不止是今天才有，这几年贫富分化很厉害，社会财产分化很厉害，大家就说社会分化很厉害，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这是经济分层，事实是经济分层很厉害，但政治分层是缩小了，如果你回到文化大革命中去，那个时候人和人政治上斗争的程度，人和人的歧视程度，都是很严重的。

社会分层是讲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性，专业术语叫做社会距离，就是一个人离一个人有多远，这是可以测的。

美国的一位社会学
家专门测过人和人通婚，居住，交往等等的量化距离。

歧视是社会分层中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是非常尖锐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歧视是严重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社会的差异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差异极大的社会。

为什么中国社会差异这么大？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中国区域间的差异一直就很大，这可能和中国社会一直是中心形集权的社会有关，资源配置在秦以前由于各国纷争，资源的集中程度没有那么高，秦以后向毛泽东经常讲，就是中央集权制，无论从各种史书看都可以证明中央集权制是从秦建立的。

这种中心性的集权制，这种资源的中心化当然会差异比较大，资源都集中在权力的中心，就产生了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中心区域获得大量的财富，边缘地区就相对要小一些。

换一种方式，如果是一种城邦制的社会强调市场的社会，资源分布是交换型，那它的资源分布不会证明集中。

不同学者曾经提出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中国社会形成这么集中的现象，有人认为可能与大河治理有关，黄河的治理要求中心，要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

不管怎样，中心型社会就是产生巨大差异的社会。

第二个特点是与第一个特点相关的，城乡从来是分野差异极大，我们一般讲户籍制度形成，1958年收紧，1959年严格规定，就形成今天这个现象。

这是比较肤浅的理解，并不是指五十年代，中国社会自古就是城乡差异极大的，早年叫国人野人，国人就是能在中心区域居住的人，野人
是在边远地区的人。

城乡分野的事情到1959年以后问题深化了，在过去中国的社会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还可以缓和这种局面。

但是1959年国务院规定每年农转非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能超过0.15％，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规定的。

从此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末，这样一种城乡控制手段当然使城乡分野非常明显了。

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考察整个中国社会都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分野历来都是严重的。

第三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底层大中层欠缺的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的结构，看它的阶层配置，绝大多数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资源被上层把握，绝大多数的底层占用的资源比较小，所以底层比较大。

中国社会在金字塔型社会里又显得比较突出，因为它是由这样几个阶层构成，中国传统叫仕农工商，农的概念非常大，社会的绝大部分阶层都归到农，仕阶层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虽然一直都重视仕阶层，但是仕阶层一直都不是很大，仕阶层在社会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皇权社会中皇权基本上是通过仕阶层来统治整个社会，仕阶层基本上是靠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的仕阶层，以及还有的恩荫制度，贵族还是可以通过祖上的恩荫家族的传递得到封号，产生这样一个官僚阶层。

中国的社会结构用传统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中国历来是一个官僚型社会，它不是简单的财产分配，理解这个社会你要从官吏的基础上去理解，它的资源分布，它的两个基本阶级是控制的官员集团，被控制的非官员集团。

仕农工商中的商权力不是很大，这个商皇帝是可以查抄的。

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写道，查抄大观园，贾家也被查抄。

所以它这个财产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法律体系而形成的所谓地主阶级等等，它基本上是又政治来控制这个社会的。

所以金字塔型的社会，底层社会偏大，中国传统的中间层人数很少但是作用很大，就是仕阶层，不能轻视中国的仕阶层。

仕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的作用。

因为中国社会很早就发明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而淘汰，尽管这种考试的方法存在着问题，比如过多的重视古经经书的内容，但是不管如何，它是一个智力测验是人文化素质的训练，所以它是可以筛选到一批人的，并且它有一个循环体制，这一点在当时其他各国是没有的，这是占优势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是优越的，主要原因就是隋以来，几百年创立的科举制度。

其他世界各国还没有国家能超过这个程度，它可以把精英人物都吸收到自己的仕阶层来，所以虽然他是一个中层但是他是人数不多，但力量很大的仕阶层。

这个社会结构一直运行到今天，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中层欠缺的社会，金字塔的形状有所变化，但还是一个底层偏大的社会。

我们作统计学分析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出来得。

第四个特点就是弹性很大，我们研究贫富分化时经常会被咨询，让我们发现一下，贫富分化会不会出问题？
中国社会的弹性很大，它的财产分布一般来说不是一个经济就可以决定的，它是有政治指标的。

比如要说中国经济上的紧张时期，60年是最困难的时候，饭都不够吃，无论从数字统计上还是从人们的体验上看当时经济都是非常紧张的。

但是当时却没有出现太大的政治上的问题。

在有些情况下，你以为形势
很好，可恰恰产生很大的危机，所以它不只简单的是一个经济指标能决定社会的结构体制的。

总的来看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还是非常剧烈的，社会结构远远没有稳定，社会的变化没有完成。

前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说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我说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过早的把它说出甚至把人口比例说出来，很快就会被人打破。

比如1994年我们做中国七个城市的数据以国营职工为主做的，一看是不错，国有职工各方面的数据都不错，包括福利指标收入指标住房医疗等等，到了1996年，突然国营职工出现大的变化。

所以到发表文章的时候，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变化了。

换句话，中国这个社会在剧变之中，结构还不能稳定，所以我们试图来描述这个社会往往会失误。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二十年以来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就是从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

从结构角度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大变化在哪里呢？
实际上是社会分层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这一点变换是致命的，因为其他的变化都可以是渐变的，比如社会阶层的培育，或者是一个社会阶层地位的上升。

比如国营企业的职工，九六年发生巨大的变化，大批量的下岗，其中也有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银行不给国营企业贷款。

所以一直发不出工资，在此之前国营企业也受到过几次冲击，比如破残铁，优化组合，一次次的冲击终于产生了最后的事件，就是下岗。

这种变化也是可观测的，这
是一个阶层的变化。

唯独有一个变化是最主要的变化是最致命的，就是整个分层的标准变了。

我一般把它概括为这样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前已身份制定地位的社会改变为以财产来定地位的社会。

四九年的革命打碎了土地所有制，打碎了阶级，剥夺了地主的土地。

五六年的革命将工商业主的阶级打碎了。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很多次农民起义但是没有人能做到的。

因为农民起义是复制从前的社会，朱元璋当了皇上以后，也要马上开科选仕，于是恢复原来的秩序和体制，才能运转这个社会。

惟独四九年的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将阶级体系打碎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差异性很大的社会，历来就是通过一定的秩序手段来分配财富的社会。

阶级打碎以后，什么才是构成财富的合理体制呢？
所有财产都变为公有财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要求财产的权力，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有要求财产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就无序了。

所以我们从五六年以后就逐渐建立一套身份制。

比如城乡就是典型的身份制度，比如说你是农民，你居住在农村，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享受城市的利益了；工人干部，干部又分为几级，这就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分配财富的办法。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打碎不了这样的体系，当时有一些造反派将领导打倒，当了这个企业的领导，但是你从人事制度上来看，也不敢说他是干部只能说是以工代干，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工代干还是一个问题，很多工人都当干部了，但是在身份上来说还是工人，只不过暂时代替了干部。

曾经放了一些干部指标。

可见我们建立的这一套制度体系，对于维持当时的财产分配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这种体制是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当时把阶级打碎了，该怎么分配？于是就造了这样一个体制。

那么这套体制和我们今天的这套体制差异在哪里呢？
身份制度是靠人们的先天因素来决定人们地位的，比如城乡是指什么？乡是指你生在农村，生在农村就是农民。

但是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生在哪里呀！这是先天因素所决定的，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的是靠这个来决定的，身份制的特点是没有量化的过渡。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在造一种东西，社会学上叫社会屏蔽；就是人们都想建立一个屏蔽不让别人进来，比如说北大招学生，按分数录取，你不到那个分是不能进北大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分就可以是北大学生了；另一个人即使差一分，也只能是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所以人们都不断在造这样一种社会屏蔽。

中国社会对这种社会屏蔽更敏感，在考试制度上，中国比较早的发明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在造一种屏蔽，当然屏蔽有很多种方法。

从五十年代以后到文革是比较强调身份的，这种屏蔽最大的特点是有明显质的区别，是和不是界限非常清楚，我们管这个叫质的平等，不存在量的过渡，你是干部就绝对是干部，它的好处在于别人不好进来，比如你当初考北大，进来就是北大的学生，你再强调当初只差一分也没有用处。

惟独就是这一分，别人就成了北大学生，最后拿到的文凭是质的不同。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造的这种体制还是维持了当时的秩序，但是反过来有很大的不公平。

公平现在强调几种，一种是程序公平，强调法律，大家受约束的法制是共同的，谁违反了要按照程序受到处罚，那么程序是公平的，谁胜谁败就没有什么纠缠了。

比如大家也攻击辛普森这个案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按照这套法律程序的，法律程序说由陪审团投票决定，最后陪审团投票说他就是没有罪，所以你从程序上来说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有罪。

还有一种是机会公平，还有一种是结构公平。

如果从这样几种公平来看，我们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给人民提供机会，而市场最大的公平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机会更广一些。

二十年来的这样变化就是这个社会开始给人们提供机会，当然这只是公平的一方面，叫做起跑点的公平，过去的户口是你是农村的，他是城市的，他已经不要跑就在终点站着了。

从机会的角度上来看是极大的不公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二十年来虽然社会分化严重但是强调了公平，人们逐渐从结构公平转到机会公平。

讲公平，从中国人来讲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觉得公平就应该大家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我们做了三十年的实验，如果取消竞争机制，比如就粮食分配来说，也不是不能做的公平，比如粮票布票是固定的没有就买不到东西，这是公平了，结果的公平，多需要一点是不合理的。

但是人类社会通过这种实验发现，绝对地来分配物很难，不可能做到但是部分分配物可以做到，比如我们做过的实验。

我们取消粮票是一九九零年，在后期，粮票只是一个象征物，是城市居民的额外获得，一九八五年粮票可以用来换钱，与农民换鸡蛋换粮食，一九九零年中国所有城市都宣布取消粮票。

这至少证明一种物品通过强制的办法是可以做的平均分配的。

但是问题在哪？我用强制的办法来分配物品的时候，我只好靠强制性来做，实际上是扼杀了每一个人的活动积极性和发展机会，三十年的实验证明我们完全控制不是绝对做不到，而是使得全民没有活力，就象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喂多少就喝多少，然后拿走了就不要喝了，所以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政府也感到全民没有积极性，于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人均的GNP值从较低时的三百美元到现在的一千美元，虽然与国际差距还很大，但是上升速度还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回顾二十年的变化，我们从过去那种比较注重结果型的公平，身份公平到改革开放二十年造出的市场体制，这个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创造了机会，机会的结果当然有的人上升快一点有的人上升慢一点有的人完全没有上升有的还可能下降，上升下降均有可能。

社会的评价标准从过去比较强调政治，身份向经济评价标准转变。

在十五年以前。

一九八五年《中国青年》搞过一个问卷调查，你认为下面哪些是最富有的阶层？选项有工人农民个体户等等，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最羡慕的职业或者是认为社会声望最高的，全国寄回了七万份问卷，当时我们有同事帮助分析，结果是，认为收入最高的在当时十种职业里是个体户，而在你认为谁的声望最高时，个体户是最末一位，当时人们认为挣钱是不三不四的，在八十年代，改革刚刚起步，当财富的标准刚刚侵入到社会时，人们很看不上个体户，但是二十年以后社会的财产标准越来越显著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三元分层，除了财产还有权利声望，但是毕竟财产的体现是明显的看出来了，包括国统局的分析，中国富裕阶层的评论，都可以看出财产作为分层的标准已经明显了。

这样我们就接着谈到第四个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贫富分化是比较剧烈的，这一点是共识的。

早期大家还不太同意，因为早年用国统局的数据，一种是报表统计一种是抽样调查的结果，从这两种数据来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贫富分化总是很小。

所以我们当时不满足于这样的数据，我们就自己作数据，一九九四年当时的体改委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根据1994年数据的文章，在那时我比较早的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概有0.43–0.44吉尼系数，我在会上讲的时候还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觉得不真实。

因为让国统局来算吉尼系数始终是0.2，我们知道吉尼系数是算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指只有国王一个人占有全部财富所有的国民都是零财富的时候为1，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产每个人都平均得到一份时为0。

过去国统局的吉尼系数历来是0.2，这个在世界上看是很低的，在北欧有的国家达到过0.2，北欧强调福利性，国家很小，也只是某些国家时，绝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

这样的话我的数据一下子到0.43-0.44有很多人吃惊，但后来还是接受了。

后来为了证明这个现象，我就用结合历史的来算，我也是作调查获得数据，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数据拿不到，我就让他们回忆家族史，我们定一些容易回忆的年代，本来我还担心大家回忆不起当时的收入，后来发现早年的收入比现在还清楚，因为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没有其他收入，就是一个工资，工资是几十年不变的，比如他挣二十块两大毛，二十年都不变，所以他脑子里挤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现在的工资还清楚，那时候也没有其他附加的奖金，所以我们就可以一代一代的作来了，确实证明
从五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贫富差距根本没有太大变化，可以说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点下降。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是在拉大了。

一开始有人认为改革越改贫富差距越大从逻辑上是讲不同的，但是后来没有人反对了，因为这是个事实。

那么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
对于贫富差距拉大有好多种解释，首先比较典型的是市场理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起分化，分化当然就有贫有富了，比较典型的解释是用库兹涅斯曲线，人均GNP值与不平等有关，在人均生产值非常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特别大，差距大是一段时间，大约在五百到两千美元时大，库兹涅四是做经济史的人，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

曲线是倒U 字型，就是在收入很低和很高食品复查就都不是特别大。

所以就解释为中国现在还处在上升时期，到了一定时都还会下降。

当然这只是描述，从理论上分析是：市场早期不可能规则的完善，任何社会的分配都不可能一次完成，市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市场讲的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

但只是财富分配的第一个环节，财富分布显然不是一个环节完成的。

比如税收制度就不完善，税收是想调节市场以后的环节，市场分出了谁胜谁败，但是败者也应该有保障救济。

用这种方法来使底层社会得到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分配不是一个环节能完成的，市场分配需要很多环节的建设。

从这几年来看，发展的初期确实漏洞很多，我们不断在改进，从财务金融的建设上看这几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种理论来解释，有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至今还未发现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