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人生 十三、与苏轼有关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十三、与苏轼有关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这里介绍了哲宗的孟皇后、车盖亭诗案、苏轼与前商洛令章惇、“乌台诗案”、苏轼与宿州、苏轼与保密工作、苏轼与欧阳修相聚于颍州、苏轼与王安石相会与江宁，以及与苏轼有关的一些人物：范镇、张方平、陈希亮、杨绘、郑侠、曾公亮、富弼、赵汴、唐介、陈襄、刘恕、吕惠卿、曾布。

附录一：哲宗的孟皇后
宋元祐皇后，昭慈圣献皇后孟氏，是哲宗的皇后，太皇太后高氏和哲宗嫡母皇太后向氏(钦圣宪肃皇后)都很喜爱她，教给她宫中礼仪。

哲宗赵煦绍圣三年(1096)，孟氏所生之女福庆公主重病，药石罔效，孟氏之姐持道家治病符水入宫医治。

由于符水之事向来为宫中禁忌，孟氏大惊失色，命将符水藏之，等到哲宗到时，再一一说明原委，本来哲宗也认为是人之常情，并不怪罪。

不料于公主病逝后，孟氏养母燕夫人等人为孟氏及公主祈福，此事正落人口实。

得到哲宗专宠的刘婕妤趁此机会，将前后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在哲宗面前搬弄是非，说孟皇后这是在诅咒皇帝。

哲宗听说后也开始怀疑起来，命梁从政、苏珪调查此案。

在宰相章惇和刘婕妤的授意下，他们逮捕了皇后左右侍女及宦官数十人，并将这些人刑求逼供，史载“搒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

太监、宫女们不愿诬蔑孟皇后，个个被打得体无完肤，割舌断肢者不在少数。

最后，梁从政等人不得不伪造供词，才让哲宗相信孟皇后图谋不轨。

其后位于是被废，将她安置在被废妃嫔出家所居的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由于当时北宋新旧党争正烈，孟氏是支持旧党的高太皇太后与向太后所立，高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哲宗亲政，欲极力摆脱这位祖母的阴影，改而支持新党，提拔新党的章惇做宰相，章惇也支持哲宗宠爱的刘婕妤，有废孟氏后位之图，遂酿成了这件冤狱。

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哲宗病逝，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徽宗。

旧党在向太后的支持下重新抬头，孟氏时来运转，遂被复位，因其封后于哲宗赵煦元祐年间(1086～1094)，故被称为元祐皇后。

不料，次年(1101)向太后病逝，其后于崇宁元年(1102)又发生“元祐党人”事件，徽宗重新任用新党蔡京等人，贬谪旧党(元祐党人)，孟氏再受牵连，二度被废，重回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之号，就这样过了20多年。

钦宗靖康初年，孟氏先因瑶华宫失火，移居延甯宫，后延甯宫又失火，出宫居住相国寺前之私宅。

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徽、钦二帝被掳，史称“靖康之祸”。

当时六宫有位号者都随徽、钦二帝北迁，只有孟氏因被废而幸运地留下。

由于宋皇室唯一的漏网之鱼，康王赵构远在济州(今中国山东巨野县)，于是被金人立为楚帝的张邦昌接受吕好问建议，迎接孟氏入居延福宫，上尊号为“宋太后”，接受百官朝拜，但有人以这是张邦昌依宋太祖赵匡胤篡后周以后，尊后周的符太后为周太后，并迎入西宫居住的往例，认为张邦昌仍有代宋自立的野心。

后来大臣胡舜陟、马伸又上书，政事应取得太后之命令才能决定，张邦昌不得已，乃恢复孟氏元祐皇后的尊号，并请其垂帘听政。

稍后，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是为高宗，元祐皇后撤帘不再听政，并被尊为元祐太后。

不久，因“元”字犯其祖父孟元的名讳，再改为隆祐太后。

由于汴京已不可守，孟氏遂随高宗南渡至杭州。

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兵变，高宗赵构迫退位，由年仅3岁的皇太子赵旉(fū)继位，赵旉就是宋简宗、正安帝。

因乱军所逼，孟氏再度垂帘听政。

孟氏曲加慰抚苗傅等人，并召韩世忠之妻梁红玉，勉令韩世忠速来勤王。

后来，乱事平定，再度撤帘。

当初汴京城破，宋皇室几乎全数被俘北迁，孟氏与高宗是极少数幸免者，在绍兴十二年
(1142)，高宗生母韦太后自金国放归以前，孟氏一直是当时宋室母仪之代表。

高宗南渡不久，金人复南侵，于是高宗乘船入海，孟氏则是向江西逃亡，金人一再追击，孟氏随行兵众溃散，甚至到了要以农人抬轿的窘境。

高宗知道孟氏处境后即谓“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爱朕不啻己出。

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惬朕朝夕慕念之意。

”因此派人迎至高宗行宫所在。

孟氏性情恭谨，没有什么不好的事见闻于朝廷。

又喜欢饮酒，高宗认为越酒不好喝，命人另外再买甜酒，孟氏就差人去付帐，不曾强取而不付酒钱。

在宫中曾觉头晕目眩，有宫人自称会用符水治病，孟氏想起了年轻时的遭遇，马上命令将这个宫人赶出宫外。

绍兴元年(1131)，孟氏去世，谥“昭慈献烈皇后”，葬于会稽县上皇村。

绍兴三年(1133)，改谥“昭慈圣献皇后”。

附录二：车盖亭诗案
新党重臣蔡确(字持正，1037～1093，王安石荐确，徙为三班主簿)。

因到车盖亭诗案爆发贬死岭南，党争越发激烈。

神宗赵顼元丰五年(1082)，任相。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启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祐。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王安石死后，蔡确于元祐二年(1087)始罢为观文殿学士、出知陈州，蔡确的右相职位被吕公著替代，累官御史中丞。

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务一切持正。

光疾革(jíjí，病情危急。

郑玄注：“革，急也。

”)以国事托之，独当国三年。

辞位，卒，封申国公，谥“正献”。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人，吕夷简之子。

哲宗赵煦元祐二年(1087)，坐弟硕(蔡硕，英宗赵曙治平二年进士，招权纳贿)事夺职，徙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又徙邓州。

初，神宗疾革，王珪议建储事，确与同列(同僚)皆在侧，知状。

确自见得罪于世，阴与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谋，谓珪实怀异意，赖己拥护，故不得逞。

确奉使陵下，韩缜(韩绛弟)白发其端(韩缜告发他)，事浸籍籍。

既失势，愈怨望，恕又益为往来造言，识者以为忧，未有以发也(没有弹劾他)。

哲宗赵煦元祐二年(1087)，确在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

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知汉阳军吴处厚指新党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皇太后，诬为讪谤。

旧党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

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死于贬所。

宣仁高太皇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

”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

”此案是新党构造“乌台诗案”以后，元祐党对新党的一次如出一辙的整治打击。

如果说“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尚有文字证据的话，此案根本就是诬陷和捕风捉影。

而且此案迫害程度更深，株连受害的人数众多，打击面广。

蔡确为吕惠卿、章惇罢贬之後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

蔡确有才能，但重用酷吏撕裂社会。

抓吕公著、苏颂(北宋政治家、外交家、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

字子容，1020～1101，1042年和王安石同榜考中进士。

1092年，被拜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是右宰相的官位，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苏轼下狱，以权谋打击对手，失势後遭报复。

车盖亭诗案是党争之案。

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四月十一日，就在赴任杭州之前，苏轼却主动给朝廷上了一个《论行遣蔡确札子》，提出一个处理蔡确的荒诞方案，苏轼希望由皇帝出面制狱审理蔡确，然后再由宣仁高太皇太后出面赦免，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双簧演出。

作为10年前“乌台诗案”
的过来人，更作为当代大诗人，苏轼当然知道蔡确的10首《夏日登车盖亭》诗中，根本没有吴处厚与“元祐党人”所指控的内容，但他又不愿白白放过政敌，希望蔡确也尝尝10年前自己在乌台监狱中那种生死不测、惶恐无助的滋味，尤其是这个载于《苏轼文集》中的“札子”，因“出入之故”苏轼完全有理由不上，这就使后人看到，在政治的残酷倾轧中，苏轼纯良的人格也难免扭曲变形。

蔡确被贬岭南新州，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就是一只鹦鹉。

每当蔡确想呼唤琵琶的时候，只要敲一下手里的茶杯，鹦鹉就会呼唤“琵琶”。

不久琵琶得瘟疫而死，蔡确从此再没敲过茶杯。

一天，蔡确因事误敲茶杯，鹦鹉闻声又唤“琵琶”，蔡确触景伤情，大感悲怆，当即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

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幽默感：到杭州当市长的苏轼，到“绍圣时期(1094～1098)”也被政敌贬到岭南儋州，也只有爱妾朝云跟随，不久朝云也死于难产；不同之处在于，琵琶死后，蔡确郁郁成疾，在新州四年之后便殒命岭南。

而坡公天性豁达乐观，能够渡过坎坷岁月从岭南返回，虽然没能走到朝廷，只走到途中的常州便撒手而去。

《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

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

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

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

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

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

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

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因知汉阳军吴处厚和蔡确有旧怨，于是抓住了机会，随意曲解，无限上纲，上奏朝廷。

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五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

第八首喻国运必生大变；第九首诬蔑当今太后，比拟武则天；第十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

朝廷也有一帮人随声附和，落井下石，高太皇太后将其贬斥到岭南新州。

附录三：苏轼与前商洛令章惇
章惇，章俞子。

章俞者郇国公之族子也，早岁不自拘检，侍女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

已而有娠，生子。

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

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

”雇乳者谨视之。

既长登第。

苏轼与前商洛令章惇(字子厚，1035～1105)初识于凤翔，交情甚厚，二人相携，遍游周至名山胜水，且留下了不少佳咏名篇。

他在一则《游记》中写道：“章子厚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而西还岐下，因同游南山。

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可见，其时苏轼正在楼观酣游，才让章子厚觅踪访至的。

神奇的古楼观，招惹得苏轼连续三年三到斯地，且再游时，又“其乐如始至也！”须知，苏轼自仁宗赵祯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赴任凤翔府，至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还朝转官，其间总共仅有三年啊！
章惇尝与苏轼同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

子厚推轼下潭书壁，轼不敢。

子厚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

”轼拊其背曰：“子厚异日得士，必能杀人。

”子厚曰：“何也？”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子厚大笑。

苏轼和章惇，二人向来交好，但后来章惇独相的时候，苏轼命运有些悲催，这让人生疑。

何时交恶？历史记载有些说不清。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新党当国，李定欲以“乌台诗案”陷苏轼于死地，章惇对苏轼多有援手，且苏轼贬黄州时，两人有书信往来，可见此时两人友情仍在。

那么就往后才有可能。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哲宗继位。

高太皇太后垂帘(北宋宣仁皇太后高氏，小名滔滔，英宗赵曙的皇后(与英宗同年)，神宗赵顼的母亲，哲宗的祖母。

曾祖高琼，祖父高难度继勋。

她也是曹彬的外曾孙女(仁宗后曹氏，是宋大将曹彬的孙女)。

母曹氏，系仁宗赵祯慈圣光献皇后之姐。

高太皇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信任保守派旧党的大官司马光。

尽管如此，高滔滔在政治上的才能还是被人誉为“女中尧舜”。

)。

虽然旧党中坚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皆反对，但司马光还是尽罢新法，且此后对新党的打压非常猛，完全不同于王安石当政时候对旧党的态度。

那时的旧党虽然被逐出朝堂，但元勋重臣要么西京(即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留守、要么判知南京(今河南商丘)等大府，待遇不错。

所以，苏轼与章惇两人的交恶可能就发生在高滔滔垂帘时期。

从历史记载上看，章惇这几年被攻击很猛，惶惶内惧，所以他力求宫观使赋闲在家。

(宫观使即食祠禄，按例是给宦官、皇族、贬斥大臣、重臣致仕等。

)而从章惇的性格上看，此人几乎可以算是江湖人物之秉性，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那种。

以我的理解，他心里思维估计是“你和我是朋友，所以你落难时我肯定帮你。

但我有难时你也必须帮我，不帮，非但朋友没得做，而且我要报复你。

”
所以，苏轼这几年没出手帮章惇，估计是惹来章惇怨恨的原因。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看得书少，没看到其他资料的缘故。

至于所谓邵伯温之类的记载。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苏轼命将不测。

“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

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赵顼，诬告苏轼大不敬。

章惇不仅替苏轼开脱，还质问自己的顶头上司：“难道你要灭苏轼满门吗？”王珪推到舒亶身上。

章惇骂道：“舒亶的吐沫星子，你也要吃下去吗？”何等义正词严！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宣仁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

苏轼连升三级，为翰林学士。

章惇被贬知汝州，苏轼写信予以安慰，即此《致子厚宫使札》。

归隐田园，正是我辈的理想生活，“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
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2)，哲宗亲政，改革派得势，章惇东山再起，疯狂报复，大小之臣，无一得免。

他甚至劝哲宗将去世的司马光掘墓鞭尸。

对知心朋友，整治得格外“细腻”。

苏辙先贬汝州，后贬儋州。

“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

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

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

”都是章惇的“恶作剧”。

章惇不允许苏氏弟兄居官衙，不允许租民居，简直要让他们露宿街头。

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传至京师，子厚看老友在逆境中仍能安稳快活，心中极为不爽，就再贬他到海南。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到了海南，照样其乐无穷。

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突然病逝。

章惇坚决反对徽宗即位：“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徽宗登基，立即把章惇罢相，贬到雷州。

苏轼遇赦放还，情势逆转，传闻苏轼将拜相。

章惇之子章援为苏轼门生，担心父亲遭到报复，向恩师写信求情，哀婉凄凉，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

东坡读了，哈哈大笑：“好文章！有司马迁之风！”
东坡立刻回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他还热心地为章惇提供在岭南的生活经验，并赠送海外新作《续养生论》，指导章惇“练气功”。

苏轼胸怀开阔，不念旧恶，覆书慰问，殷殷叮咛，授以岭南养生之道。

苏轼不念旧恶，关心章惇困境，一笑泯恩仇，心胸令人敬服，苏、章高下立判。

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恨意。

《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

苏轼则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

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东坡先生简直是笑口常开、肚大无边的弥勒佛下凡。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归途。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

”次年六月，苏轼葬于汝州郊城县钓台乡嵩阳峨眉山。

四年后，章惇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墨禅”者当属谁？
章惇对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

宋 黄伯思《东观余论》盛赞惇书：“虽精巧不迨唐，而笔势超越，意出褚(褚遂良)、薛(薛稷)上，暮年愈妙，一以魏晋诸贤为则，正者殊类逸少(王羲之)。

”
有人说，章子厚日临《兰亭集序》一本。

东坡听了，不以为然：“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
无机心之人，方有无机心之书。

可冠以“墨禅”者，乃苏轼而非章惇。

黄庭坚说：“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

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哪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世人以“尚意”名宋代书风，言黄、米则可，言苏东坡则不可。

东坡之书，一点一画，均从胸襟自然流淌出来，乃“尚心”——无心之心也！
苏东坡弟弟苏辙的第三个儿子，娶的是黄实的女儿，故称黄实先生为岳父。

而黄实又是娶的章惇之女，他又称章惇为岳父，当然章、苏两家也就沾亲了。

章惇的书法只有《草堂寺题记》和《会稽尊侯帖》两份不过五十余字，但是仅凭这些还是能够彰显出章惇书法造诣上之深。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章惇的《会稽帖》或称《会稽尊侯帖》，就是宋人信札的书法艺术珍品。

章惇死(1105)后王安石变法才彻底宣告失败(神宗赵顼死后已结束)！
附录四：“乌台诗案”章蔡谢表、李何舒咏桧诗、沈落井下石
神宗赵顼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字狱。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

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

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神宗赵顼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

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神宗赵顼有了强烈的挫败感。

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

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朝野上下名气较大，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他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朝政指指点点，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

第二，诗文确实抨击新法，苏轼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
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

第三，重返朝廷跃跃欲试。

神宗赵顼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神宗赵顼对苏轼那是非常细致，连徐州抗洪抢险都得到了神宗赵顼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任官的趋势，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所以就准备拿他来开刀。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浙江吴兴)知州。

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

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神宗赵顼上表致谢。

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

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御史中丞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母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

)、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

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

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杭州纪事诗》中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

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逮捕苏轼，即“乌台诗案”。

目击者形容苏轼当时的场面时说：“顷刻之间，拉一知州，如驱犬鸡。

”苏轼在调任湖州上表称谢的奏折中，发了几句牢骚。

他说朝廷“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这些人，于是群起弹劾苏轼。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要求苏轼立刻启程，苏轼与家人告别，妻子王闰之非常伤心，苏轼还特意安慰说：之前宋真宗赵恒(998～1023)时，有一位隐者杨朴，能作诗，真宗召见，问能否作诗？杨说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作诗送行否？杨说：只有老妻作了一绝：“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听了大笑，就放杨朴回去了。

注：何正臣，(约1039～1099或1100)，字君表，今江西省峡江县砚溪镇虹桥人。

何若谷族弟，何昌言叔父。

英宗赵曙治平四年(1067)进士(明隆庆《临江府志》卷一○)。

神宗赵顼元丰元年(1078)，用荐为御史里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擢侍御史知杂事。

四年，知审官东院、吏部侍郎。

五年，出知潭州(同上书卷三二六)。

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历知洪州、饶州、宣州。

哲宗赵煦元符二年(1099)卒(同上书卷五○七)。

《宋史》卷三二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