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书笔记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书笔记

1、王符提出“人道曰为”是否与其自身经历有关系，可参龚鹏程《汉代思潮》。

2、王符对“阴阳”的认识与董仲舒有何不同。

3、王符的人性论持“三品说”，那将君王置于那一品？《考绩》是否也将此作为基础？

4、阳嘉新政与文学发展

5、中国传统政治本以德治为主，王符却大力宣扬法治的重要性，他是如何平衡二者关系的，

法治保障了君主的主体性，德治又是在取消君主的政治主体性。这恐怕就是中国几千年士大夫政治最大的内在矛盾。王符在提倡礼治的同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汉代社会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累积的结果。纯粹的士大夫政治理想——礼治，实际上本来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日趋细密，政治统治需要的是能够切实充当政治官吏的行政人员，而这些儒家的士大夫恰恰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儒家礼治提倡的政治理想，希望单纯用一种道德上的约束来完成对社会大众的规范，这显然是不行的。这时就需要法治出来弥补礼治留下的这种空缺。可以说这是东汉社会理性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西汉宣帝“王霸道杂之”政治的回响。同时，王符还着重强调了法治一定要严格，避免因为礼治带来的“人情”乱法，这样最终会导致礼治与法治的双重失效。

6、王符对“士”的批判，注意他本人的身份。

7、中国文化的过错，只表现在何以会产生一批子孙，把自己的过错只向其祖宗身上一推，

而毫不以自己的无知无良为可耻。（徐复观语）

8、礼是儒家政治主张，其内涵包括“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因此，对社会分工是持一种

宽容态度的。王符对商业所持的宽容态度与这种儒家思想应该是有关系的。

9、王符的法治实际上是与经济等发展富民思想相辅相成的。理性法治代替宗法制行政，是

富民经济思想的客观保证。

10、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划分主要是以宗族亲缘为标准，而财产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一点与欧洲不同，也是商人地位被歧视的主要原因。

11、中国的官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既然来自于亲亲尊尊的宗族关系，那么导致的后果是

很多人并没有直接产生社会财富却身居要职，而其他人则地位低下。这就需要法治来为工商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2、王符对商人的态度还应该注意到：一、商人造成的人口流动，二、王符对商人作用

的认识，三、王符的这种对社会分工的宽容态度是否与“礼”所内涵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关，四、王符的实用主义理性。

13、秦用文法吏而尚法治，最终不免二世而亡，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需要一种较柔性的

统治机制，纯理性的政治与中国文化中尊尊、亲亲的观念必然会产生莫大的冲突。14、法家是理性的施政方针，正如杨鸿烈所言：“法家最看重的是效率，”并且认为：“法

有最高的效率。”（P173）

15、王符的重民思想，可以看出他对政权的批判并不是基于道和势的矛盾，不是为“士”

争取权利，而是为民请命。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经常以文化贵族的身份自居，从而导致的是经常性地与“民”产生天然的隔膜，但仍茫然不知地“为民请命”，但是王符不是这样，他的政治批评一切都是以“民”为出发点的，因为他虽然跑肚经书，但是却一生潦倒，混迹于平民之中，这样就对民生疾苦非常的熟悉，也使他对“民”更抱有一种责任性。王符的“为民请命”是“接了地气”的，因而就避免了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那种迂阔的高谈玄论，往往皆能切近时政实际。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言：“符遭逢乱世，以耿介忤俗，发愤著书。然名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矫激务为

高论之比也。”（《潜夫论笺校正》P490）

16、王符论《赞学》表现出对“师”的重视，但是“师道”培养出来的正是守“道”之

士，这就在一定层面上能看出“道”与“势”之间的一种矛盾。因为儒家是重“师法”

的，正是因为有了尊师之道，所以才有了“士”对“道”的坚决护卫，也才有了道势之争中大量的卫道之士。

17、王符的法治思想。孟子曾经把“国人皆曰可杀”视为行法的前提，但是这显然是不

理性的一种法治措施。这思想只能是在法治尚不健全，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氏族文化统治时期。随着法治的发展，这种思想将被纠正，王符在《潜夫论》中就表现出了对“民皆曰可”的一种理性分析和批判。（P245）

18、不可否认的是，董仲舒思想和王符思想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片面强调两者

的不同也是不合适的。董仲舒也曾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无非是希望用“天”的权威来约束“君”的权威，这其实存在很大的弊端。结果是，不但“天”没有变成“君”的监督者，反而变成了“君”的保护者，所以借“天”来达民的理想终究不能实现。王符思想的不同就在于，他虽然也说“天”，但是时刻在强调天意以民意为重，这实际上就将“民”置于“天”的护佑之下，比起董仲舒的策略，王符的这种借“天”伸民的思想应该是更加奏效的，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最好贯彻。（P325）19、王符的政治思想是理性的，他与同一时期的士人一样，都将高悬的理想同现实的政

治区分开来。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实政治的最大可能是“小康”而非“大同”，所以常会见到王符的“末世”之叹。可见王符的内心虽然也还对儒家的礼治社会存在幻想，但是理性的因素告诉他在现实中这是不能实现的，礼治必须要用法治来保障其行政的效率。

但王符同时也注意到了法治带来的弊端，如大量的酷吏、俗吏的出现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王符曾在文中言：“更任俗吏，虽灭亡可也。”

20、王符对谶纬表现出的漠视态度实际上也是风气使然，其实桓谭、张衡等人已为其代

表，因为儒生的关注点已经不在此，我们片面夸大王符之理性而不注意时代风气，论之不免会显得迂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