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_洪峻峰

　资料研究

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

◆　洪峻峰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曾汇聚着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火良等一代名师。它虽然只存在短短几个月,但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最近一二年,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史意义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桑兵先生的《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和汪毅夫先生的《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就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厦大国学院的两篇力作。

我以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史意义,主要不在于以“风波”兆示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的重新分化组合,而在于以“业绩”显示那一时期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的发展脉络。本文着重从这个视角,对厦大国学院的有关情况(与鲁迅相关的若干史实),作一些考证和辨析。

1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职务是文科国文系教授、

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沈兼士的职务是国文系主任、文字学正教授兼国学研究院主任,顾颉刚的职务是

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

①因此,他们的任职部门都有两个,一是国文系,另一是国学研究院。那么,国文系与国学研究院的关系如何?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新建的研究机构,而国文系则是原有的教学机构,二者本不相关。1925年底厦大开始筹备国学院时,在15位筹备总委员会委员中,只有毛常、王振先二教授和龚惕庵讲师属国文系。林语堂来厦大出任文科主任并接手国学院的筹办工作后,有意改变这一状况,将国学院依托于国文系。因此,他为厦大聘请的教职员,大多身兼国学院和国文系两职。除了鲁迅、沈兼士、顾颉刚,其他如:

陈万里,聘为国学研究院考古学导师兼造型部干事,兼国文系名誉讲师;容肇祖,聘为国学院哲学助教兼编辑,兼国文系讲师;陈乃乾,聘为国学院图书部干事兼国文系讲师(未到任)。

沈兼士等人到厦大后,顺着这一思路,力图把国文系和国学院贯通起来。他们采取一个重要举措,将国文系改称为国学系。改称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础教学与高深研究连接起来,把国文系作为国学研究院的依托。而这一点,构成了厦大国学院的一大特色,是它不同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处。

1926年9月,沈兼士等人提出《国文系改称国学系之理由草案》。“草案”申述了“改称”的理由,并提出了“课程草案”、“学程纲要”和“1926年秋至1927年度教员担任科目时数表”。

关于“改称”的理由,“草案”指出:“案本系所设科目,其内容包含,粗可分为四类:(一)关于语言文字者,如文字学史,方言之研究……等,(二)关于文学者,如文学史,词曲选……之类,(三)关于其他国故也,如经学,礼乐,历数……等,(四)关于治学方法者,如目录学,校勘学……等,其性质既不一致,统称之曰国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为中国文学系,又觉含义不周,失之过狭,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谓中国固有一切学术为支那学,Sinology 国人自称则可直名为国学,盖国学系所以教授关于国学之基础学识,国学研究院所以资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称,庶几本末一贯,名实相符矣。”②

综合“草案”关于“国文系课程草案”、“学程纲要”、“1926年秋至1927年度教员担任科目时数表”三个部分内容,可知国文系拟设科目及1926年秋季任课教师安排如下:

(一)语言文字

(1)文字学及文字学史(一年级、二年级),沈兼

士;(2)古韵沿革(一年级、二年级),罗常培;(3)中国方言之研究(四年级,未开);(4)中国古代方言之研究(四年级,未开);(5)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三年级),周树人、沈兼士;(6)中国文法之研究(四年级,未开);(7)中国修辞学之研究(四年级,未开);

(8)作文及演说(一年级、二年级),王振先、汪煌辉。

(二)文学

(1)文学史总要(一年级),周树人;(2)文选及文史(一年级、二年级),罗常培、郝立权;(3)诗赋选及诗赋史(一年级、二年级),郝立权;(4)词曲选及词曲史(二年级),毛常(词)、陈万里(戏曲);(5)小说选及小说史(二年级),周树人;(6)文学分代或专家之研究(三年级、四年级,四年级未开),周树人、罗常培、郝立权、汪煌辉、陈万里。

(三)其他国故及治国学之方法

(1)经学通论(一年级),罗常培;(2)经学专书研究(三年级、四年级,仅三年级开),顾颉刚;(3)史学专书研究(三年级),张星火良;(4)诸子专家研究(三年级),容肇祖;(5)古代礼乐制度之研究(四年级,未开);(6)古代历数之研究(四年级,未开);(7)目录学(一年级),陈乃乾;(8)校勘学(二年级),陈乃乾。

当然,上述科目设置及1926年秋季任课教师安排,只是一个计划,实际有一些变动。如,“文学分代或专家之研究”课未开设;“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之鲁迅承担的课程无人选修③;陈乃乾未到校,拟由他担任的“校勘学”课未开,“目录学”改由容肇祖担任;等等。

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一,国文系的科目设置与现在的中文系有很大的不同,既没有原理的课程也没有外国语言文学的课程;二,内容超出了语言文学的范围,包含经、史、子、集以及治学方法等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改称国学系还是名实相符的。

国文系改称的设想、理由以及课程设置,颇能说明当时国学系的办学宗旨,即培养国学研究的人才;其与国学院的关系是,前者传授国学之基础知识,而后者从事国学之精深研究。

上述计划中的12位任课教师,除陈乃乾未到任外,即是当时国文系的基本阵容。其中沈兼士、周树人、顾颉刚、张星火良、陈万里、容肇祖、罗常培7人为新聘教师;除罗常培外,其余6人同时受聘于国学研究院,他们几位与林语堂、黄坚、孙伏园、潘家洵、丁山、王肇鼎、林景良等一起,构成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骨干力量。2 1926年9月18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尚未正式成立便召开编辑事务谈话会,确定了两项工作,一是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另一是编辑《中国图书志》。编辑《中国图书志》是厦大国学研究院的一个重要项目,编纂工作由国学院同人分担。据11月6日《厦大周刊》的报道,“已由院内同人认定部类,担任编纂,并许本校学生自由参加。”④其中谱录类书目即“书目之书目”由沈兼士编,在他告假期间由容肇祖接编。各分类图书志的编纂分工为:尚书,顾颉刚;春秋,顾颉刚;小学,丁山;地理,张星火良;医学,陈万里;曲,陈万里;小说,鲁迅;道家儒家,容肇祖;金石,容肇祖;政书,王肇鼎;法家,王肇鼎;集,林景良。⑤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完,但这也只能做到那里算那里了。”⑥这里说的就是编辑《中国图书志》的事。可能因为“范围颇大”,他当时的打算是“指导”学生编辑。后来,国学院确认的“审查合格之研究生”中,有陈祖宾者,其研究题目为“中文小说编目”。但不知这与鲁迅“拟指导”编辑书目之事是否有关。

厦大国学研究院同人把编纂国学书目作为研究国学的下手功夫。该院所订的《中国图书志》编辑“旨趣”称:“本院编辑部以为研究旧学之第一步工夫厥维编纂一结算历代艺文志总帐之书目。往者虽有张之洞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使学者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法诚善矣,然亦仅供约观,未足博取。于学术之源流,变迁,尚不能明示以历史的系统,读者歉矣。兹编体制,囊括历代史志,各家书目。每载一书,穷源竟委,纲举目张。得此一编,不但一切书目之书可废,其于《七略》四部分类之沿革,学术思想兴废之形势,或同为一学而历代所定之界说不同,或等是一书而各家所归之部类有异,亦皆讨源纳流,执要说详。扩而充之,即学术史之长编;精以求之,实参考书之宝藏。整理国故,斯其巨制;研究旧学,此为总键。”⑦

这里要指出的是,编辑国学书目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计划,从编辑《中国图书志》的计划,可以看出厦大国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学术上的承续关系。

1923年9月30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开恳亲会,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