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忘怀的人物

一个不能忘怀的人物

李国荣

查《中国近代史词典》，在“徐”姓的条目中，能见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历史名人，如徐世昌、徐树铮、徐锡麟等，惟不见徐永昌的大名。其实，这个人是不能忘怀的，尤其在当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怀念他、记住他！

一、受降签字，历史定格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密苏星”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我国陆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9月2日8时30分，“密苏星”号乐声大起，顷刻间，从主甲板上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就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8时50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为首的50位海军将领和50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着瘸了腿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侵略中国时被炸伤）和梅津美治郎来到主甲板。作为中国代表，徐永昌在美国代表签字后第二个签了字。签字后，徐永昌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地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你听，这70年前讲的话今天来听，是不是很有现实的针对性！事后，徐永昌将自己签字的笔上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日本降书之笔”的字样，装入一个镌有“万邦咸宁”的绒盒内，将其献给国民政府保存至今。

二、少时孤贫，善有善报

徐永昌是山西崞县人。13岁就成了孤儿。为了谋生，他来到大同一个车马店打工。他吃苦耐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深得店老板好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师爷徐椿龄随行。武卫左军的一个营部到大同护驾，宿于徐永昌所在的车马店。由于随行的士兵都上街玩去了，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徐永昌就主动地为这位老先生泡茶递水，殷勤扶侍。老先生深感其诚，在得知其身世后便生相助之意。走的时候将他带离了大同，并介绍他参了军。从此，徐永昌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显达之后，徐永昌不忘老先生的知遇搭救之恩，每年春节都给老先生拜年，行跪拜之礼。后来，又把老先生接到北京养老，侍奉如父。由于两人都姓徐，外人都以为他俩是亲生父子。直到1930年老先生逝世，北平、天津的报纸还报道“徐主席（其时徐任河北省主席）父亲去世。”徐闻之，也不作任何更正说明。

三、勤勉笃学，终成大器

徐永昌受到徐椿龄先生的帮助，参加了清军。一如他在车马店打工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挑水、打更这些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他都乐意去做。闲暇时间，就认真读书学习。在武卫左军的随营学堂里，他是学习最刻苦的。他从随军学堂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他考入了陆军大学，并一鼓作气，面壁9载，终于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军事教育。毕业后辅佐孙岳，逐渐在北方军界扮演重要角色。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山西省、河北省主席。抗战胜利前，晋升为一级上将，真可谓“民族大器”。难怪蒋介石选他代表中国参加受降签字呢！

四、宽人严己，丰碑自立

徐永昌以《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为座右铭，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宽恕他人。在任山西省主席以后，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旧属建议趁阎锡山不在山西之机，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徐永昌一口拒绝。他说：“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弄得进言者十分尴尬。抗战初期，蒋介石怀疑阎锡山“通共”，徐永昌在蒋心情畅快时向其进言，为东北军说话：“东北军未必通共，不要自疑。阎先生精勤稳练，苟以国事属之，尤能顾全大局。整个经济问题，若能与阎先生商一新经济长策，或较

求之外国人为妥当”。他的进言，既缓解了蒋、阎的关系，又维护了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

他的恕道还施及自己厌恶的人，例如张作霖。对于张作霖，徐永昌一直对他没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纵兵殃国”。但张死后他还亲自去祭悼，理由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证明他扰民乱国而绝不卖国”。

徐永昌的“宽人严己”还表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1930年春节，他携续妻给恩人徐椿龄拜年，见面时，妻子向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则行跪拜礼。出来后，妻子怪他为何不早说要行跪拜礼。他解释说，行礼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礼是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不能因为有妻子而改变。

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写的挽联是“事人忠而律己严”；白崇禧送的挽联是“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这些赞誉，实际上是徐永昌先生生前自立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