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儒家与道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既对立而又互补，但二者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形成了既重思想内容又重艺术表现，既重道德教化又重情感愉悦的优良传统
，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

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

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道家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

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

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

”（《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

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
R儒道间的消长
这两种境界在中国审美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又构成了一种相互批判、彼此消长的动力形态，当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该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注重群体实践的、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形式上便呈现出一种注重形式、注重规则的纷繁而华丽的美；相反的，当道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该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尊重个体价值的、渴望或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在形式上便呈现出一种强调自由、蔑视法则的清新而淡泊的美。

汉代艺术与魏晋艺术作
辞赋可以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形式。

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的200年间，是汉赋的全盛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着力描写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

夸饰华美的辞藻、铺张扬厉的笔触、韵散结合的语言、规模浩大的气势这也是一种美，一种金玉满眼、富丽堂皇的美，一种人工雕琢、气势开张的美。

魏晋时期，玄学大张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下，一种全新的美学风范在诗文领域中出现了。

从内容上看，魏晋文人的注意力已由社会转向自然、由宫廷转向山川、由歌建功立业的努力转向赞美置身世外的自由。

于是便有了玄言诗、游仙诗、田园诗、山水诗。

从形式上看，铺张扬历的大赋再也无法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而代之以言简而意长的四言诗、五言诗。

显然与当时注重“雅润”和“清丽”的审美趣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