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旁听生：他们都有卑微梦想

名校旁听生：他们都有卑微梦想
本周人物·名校旁听生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聚居在北大附近，常年旁听。

按照传统来说，对知识的追求应该是一种高贵的行为。

但对于这群北大“边缘人”，会有不同的目光。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连生存都不能保证，甚至拖累家人，何必呢？其实细究起来，不过是因为他们仍在卑微时，或者说，他们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会处于这种境地，对他们来说，北大的旁听有什么用？这件外衣对他们来说是否过于华贵？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传奇。

比如说，曾经在北大旁听的沈从文、瞿秋白、丁玲、金克木等，他们最终成名于天下，旁听的经历也成为佳话。

毛泽东也常被冠以北大旁听生的身份，虽然有研究认为毛泽东并未旁听过北大的正式课程，但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他曾经旁听过。

北大讲究兼容并包，允许旁听一直是传统。

蔡元培的“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是敞开课堂的最佳理由。

这些传奇显露的是北大精神的一条脉络，不以知识为大学私产的开放精神。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北大旁听了十几年，其貌不扬，甚至因为窘迫浑身散发着不那么好闻的气味，孤僻无言，明眼人也可以看出他没有任何成功的潜质。

这就不是传奇，而更容易被看成偏执和逃避。

《新京报》的相关报道里有一句话，“他们舍不得离开”。

北大在他们眼里成为一种象征，他们一旦进入，哪怕是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就不愿意脱离。

每个人来旁听的原因和目的都不一样，但是这种“我在此”的荣耀感是一致的，被知识包围的满足感也是一样的。

我曾经遇到过北大的旁听生。

他们往往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离开教室回到出租房是一种从梦想到现实的转变。

他们有各自排解的方式，有的人会努力地和老师、学生交流，让自己有融入感。

有的人会以不停地看书的方式来维持梦想的恒定性。

还有人会不断地整理北大成功的旁听者的案例来激励自己。

当这些排解无法抵制现实的压力时，就会选择离开。

其实旁听生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坚持若干年。

有人考研成功，有人有了心仪的工作，这段旁听的经历成为一段美好回忆。

对于那些一直的坚持者，无论如何，这份执着值得敬佩。

他们常会让我想到出现在北大的所谓民间科学家。

这些人会出现在自习室里，神情坚定地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自己的研究成果图，然后默默地在黑板上写一黑板自己的推导公式。

北大的学生似乎习惯了。

大多数人低头看书，也有人会研究一番。

黑板上写完了，带点羞涩地离开。

如果有人和他辩论两句，会兴奋得整个身体都发抖。

他的成果经常是不值一提的,但是他们享受研究的这种感觉和过程。

依然认为，内心有对知识的渴求是高贵的。

不管是逃避现实还是偏执，他们与人无碍，内心有自己的梦想。

旁听保安常俊曙的那首元宵贺词，我想，当他写到“盼君忘忧”时，他会有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诗意感。

这种脱离是一种幸福。

也许这种幸福对他很重要，重要到他宁愿多承受一些苦难。

□张寒（媒体人）
旁听生、偷听生与大学的门槛
《新京报》（3月22日）报道一些斑驳陆离的旁听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游学与生存的故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我们常常感慨北大、清华的沉沦，然而在另一些人心中，这两所大学依然是高洁的圣殿，就算堕落，那也像一个穷途末路的贵族王孙，眉宇之间照样气象万千，足以吸引他们抛妻别子、不远千里前来投奔，仅仅做一个旁听生。

想起前些年，北大曾高筑栅栏，限制旁听生入内：一是办旁听证；二是收旁听费，每学分200元，每个旁听生只能选两门课；三是旁听生需出具学校或者所在单位证明，社会闲散人员没有资格办理；四是限定旁听人数，每学期仅发放200张旁听证。

此规定出台，激荡满城风雷，批评声如潮涌至。

不知此后是否完全落实？
报道里的旁听生，似乎并未被这张制度的铁丝网阻挡在教室之外。

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更多是生存压力、不容于正式大学生的孤独、知识上的落差等。

报道特写了一个叫常俊曙的旁听生，在北大做保安，夜里上班，白日听课。

每到年节，他通过写贺词的方式，以期引来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同。

今年所撰的元宵节贺词贴在红三楼的正门之上：“白衣裹体，丰腴有致而受享万家；肚含甘蜜，敛聚芳香而夺人鼻目。

才不外露，方显内涵；貌不惊人，却致众爱……已临辛卯元夕，余致君以贺，盼君忘忧。

”
喜庆背后，有一种莫名的孤独，令人想起九十多年前的一个北大旁听生，名叫毛泽东。

胡为雄教授曾考证，毛泽东并不能冠以北大旁听生之名。

由此，可联系上文，谈一下民国年间北大旁听生的制度与故事。

旁听生者，顾名思义，即有别于正式学生而在一旁听课。

但是，旁听并不等于你想听就听、想走就走，而有其特定的门槛与规章。

北大旁听生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自然，这考试成绩，应低于正式学生。

而且，旁听生必须缴费、注册并领取旁听证后，才准进课堂听讲。

学费固然不高，对于贫困者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之重，故他们只能偷听。

漂泊京都的沈从文便是偷听者之一。

有这么一说：开始，旁听生若成绩优秀，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后来，风头一转，旁听生不得改为正科生，且不得通称北大学生，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

这无疑是对某些旁听生的一个致命打击，令他们丧失了鱼跃龙门、改头换面的良机——“旁听生”三字，好比铭在额头的刺字，北大生涯，不可祛除。

当然，另有一些以知识为重、为门面为轻的旁听生，却可付之一笑，所谓“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北大旁听生需考试才能取之，偶有例外。

成舍我因无中学文凭，不能报考，于是给蔡元培校长写长信，获得特许，可以同等学历报考，后来入北大中文系当旁听生。

另有北大学生、书法名家萧劳回忆，说蔡元培曾批条子，准予他的同乡杜某某到中国文学门旁听。

对此故事的真实性，我有些怀疑。

像为成舍我开后门，尚属在规则之边缘打擦边球；为杜某某开后门，毋宁打破了规则。

其实，若不在乎一个名头，旁听与偷听，实无区别，甚至偷听更划算、惬意一些。

北大校方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规定旁听生凭证入学。

当事人回忆：“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

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

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

”（冯友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盘查。

”（朱海涛）
当年的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著称，不至为旁听生、偷听生抬高教室的门槛。

燕京大学则不然。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到燕大旁听谢婉莹（冰心）的课，谢发现此人面生，问明身份后，便将他请出了教室。

青年毛泽东从未参加北大招考，自然无缘旁听生之席位。

他在北大图书馆管理阅览室，工作性质与当保安的常俊曙近似，不过毛是白天上班，恐怕分身乏术，欲偷听而不得。

他对北大的反感，一面是因旧年的人事纠葛，一面是出于对知识-权力的怨恨与反动，与臆造的“旁听生”之身份无涉。

若说旁听是一种大学传统，偷听才是最可贵的自由。

或因“偷听”一说不雅，故与旁听混为一谈。

这种混淆说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大学视旁听与偷听如洪水猛兽，如虚无缥缈的核辐射谣言，避之三舍唯恐不及。

我们不能说，被拒之门外的旁听生与偷听生里，有多少个沈从文与成舍我；然而，从一个大学对待旁听生与偷听生的态度，可以窥见它与它一贯标榜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距离。

蔡元培曾问李大钊对北大办学方针的评价，李引了一句诗作答，近百年后的我们都应该洗耳恭听：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

供《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