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义勇军孙麟将军抗战在博克图

东北义勇军孙麟将军抗战在博克图
孙麟、字伯坚，晚年用名寿仁。

1894年12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五站镇（现在五站镇归肇东县管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孙麟的爷爷是从河北省丰润县孙家庄挑着行李逃荒过来的。

孙家祖传的手艺是制爆竹。

来到五站不几年，经过辛勤的劳动，除爆仗铺外，还开了一个糕点铺，购置了一些自给自足的土地。

孙麟出生时，其家庭生活在五站已属中上水平。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除向日本割地赔款外，中间调解人俄国在华也进一步获得了许多优惠，如中东铁路经营权等等。

大批俄国人借机进入到哈满一带经商或居住。

是年冬，孙麟出生时，恰值一队俄国人从五站经过，所以孙麟小名叫“毛子”。

孙麟叔伯兄弟五人，孙麟排行老四。

孙麟六岁时开始放猪，儿时十分淘气，但非常喜欢读书，立志长大报效祖国。

十二岁进私塾，十四岁进黑龙江省讲武堂。

1914年考入北京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

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

毕业后随杨兆林及炮兵科几位同学一起被北京陆军部分配到湖南常德冯玉祥第16混成旅任见习排长。

孙麟喜欢书法和古诗词，在见习排长期间，军务之余每日练习大字和写诗填词，深得冯玉祥的器重。

见习期满后任鹿仲麟部模范连副连长兼教官。

1920年升任学兵团营长兼教官。

1923年在北平南苑任西北军高级军事教导团战术教官兼副团长。

1924年夏，孙麟回黑龙江探视母病，返回北平时路经沈阳，见到郭松龄。

那时郭急需人才，就强行留下孙麟。

郭松龄将孙麟安排在第一军某团任团长，驻守在沈阳皇姑屯一带。

由于孙麟没有参加1925年11月份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受到张学良的信任，晋升为少帅警卫团团长。

1926年底，孙麟在皇姑屯与黄景荣结婚。

孙麟在军务之余仍旧坚持每日写大字和写诗填词。

孙麟的书法和诗词中的爱国情怀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

为了给奉军培养高级军事人才，1927年张学良送孙麟进陆军大学第八期深造。

孙麟进陆大学习时已过了儿立之年，从小立志报效国家的孙麟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勤奋刻苦，经常读书到深夜，在校各科成绩优异，尤以英语学习更为优秀。

为学好英语他还请了一位外籍家教，三个月就能看英文报纸了。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克北平，1928年8月陆军大学复校时有第八期学生80余人，绝大部分是由奉军和直鲁军选送的。

国民政府初拟不予承认，全部解散，继因奉军易帜条件中有保留陆大第八期学生继续学习的要求，乃保留下来。

但国军不少干部歧视他们，特别是第九期、特一期学生在校初期，视他们为“俘虏班”。

经一段时间的共处，感情融洽后，才化除分歧。

由于孙麟发奋读书，在陆大同学中成为美谈，逐渐地与特一期部分学员关系密切起来，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忧国忧民，抵抗外耻、报效祖国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

共同的理想使孙麟、卫立煌、金奎壁、郭殿臣、廖安帮等八人结为金兰之好。

三年发奋读书给孙麟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陆大毕业时孙麟的肺结核已严重到吐血的程度。

张少帅得知后，立即送孙麟去香山疗养。

在疗养期间，听到日本军队在东北猖狂活动的消息，孙麟再也无法继续养病了，他几次给少帅写信要求归队。

黑龙江督办万福麟并不了解孙麟的身体状况，1931年春节前他答应了孙麟到抗日第一线去的请求，委任孙麟为黑龙江省东北军步兵第二旅上校参谋长。

东北义勇军抗战
1932年春节前后伪满建国时，海拉尔、满洲里一带军政商民等均奉苏令悬挂伪满国旗。

当时孙麟正在满洲里哈满护路办事处，与第四团驻在一个营房院内，官兵们对于悬挂伪满国旗表示不满。

在正月十五(2月20日)前有一天夜间约12时，孙麟正将就寝，忽听院内枪声激烈，叫第四团团部电话也叫不通。

孙麟带随从兵2名，直往团部。

他到院内时，枪声很少了，但团部戒备森严。

孙麟接近时卫兵厉声问是谁? 团长随从听清是孙麟的声音后，才得进入团部。

吴团长说：“兵变了，边排长与李排长带走三四十人，临走时曾向团部攻击。

现各营连士兵多赴街中，商民人等均闭门严防”。

孙麟对吴团长说：“赶快派官长到街上去把士兵唤回，就说边排长已经逃走，各营连均已平静无事，快回营安歇，其它事情一概不咎。

”吴团长立即派人把士兵唤回，即安静了。

吴团长又派队追边排长，孙麟就用电话报告苏炳文，并建议派部队由海拉尔截击边排长等。

苏派步兵一连乘汽车去截击。

因满洲里以东人烟稀少，无路可通，仅向西有路一条。

由海拉尔派出之一连，恰好迎头截击，除边排长与李排长逃走外，将士兵尽数捕回，都在
海拉尔枪决了。

另外有一张排长与边排长同谋，被吴团长看押，报苏后立即枪决。

这件事情就这样镇压下去了。

孙麟认为是兵变，与悬挂伪满国旗有关。

事后苏调吴团长为少将旅参谋长，调孙麟为第四团团长兼哈满副司令。

边排长起义的第二天，日本领事和日本特务小原少佐来见孙麟说：“昨天夜间你们兵变了，听说带械兵变走了几个连，并且在街上打死我们侨民一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孙当时回答说：“昨夜确系兵变，但是没有多少，带械走的不过三四十人，其余各营连都没什么事情。

”
这时原住满洲里的日特大尉某要回国，少佐小原是新来的。

孙麟接团长后，送旧迎新，设宴招待。

接着又是日本天长节，日本领事馆举行招待会。

孙与苏都接到请柬，届时苏炳文先一日来满洲里，他们同去祝贺。

席间苏联领事也在座，苏联领事讲话后，苏炳文也讲了话，大意祝“日本天皇万寿无疆”，表示贺意。

之后，孙麟感觉到日本人对他们总是认为可疑的，迟早总是要决裂，并且下级官兵们都有抗日的浓厚情绪，孙麟就加紧训练。

操场、野外、打靶等他都亲自监督，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对官兵训话，说明挂伪满国旗是应付手段，机会一到我们还是要抗日的。

从32年2月起，孙麟就在满洲里不断的招募士兵，到4月初以学生为主体的学兵连已有130人，这些学生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孙麟还不断的在士兵中进行抗日宣传，亲率士兵在满洲里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

孙麟的影响日益扩大。

营连长们都是苏委派的，孙说话不加考虑，他们再添枝添叶地向苏反映，苏对孙始有怀疑。

忽然有一天得到一个消息说：“小原要去海拉尔见苏炳文，要求把国际警察队开到满洲里。

”孙麟认为这是日寇要在海满一带实行控制的前奏，就随小原乘的那列车秘密到了海拉尔。

孙先到苏处说明小原来意，孙麟建议不许可国际警察队来满洲里。

如果日寇向海满进攻，我们就抵抗。

苏说：“我们共有两个团，不过3000多支枪，打的办法很容易被消灭，这办法不妙。

”孙看话不投机，赶紧说：“这是我的意见，我当然还是听你的。

”苏说：“你赶快回去吧，让我来应付吧！”从此孙麟就认为苏没有抗日的决心，他是要成心当汉奸的。

孙麟回满洲里后，牢骚满腹，对苏不满，对官兵讲话时总是说：“我是一定要抗日。

”第四团第二营柴营长是苏的旧部，他到海拉尔去对苏说：“孙副司令要单独抗日”，“想取司令而代之”等谗言。

苏深信之。

马占山的抗日、降日又抗日，在黑龙江省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使日本兵不血刃垂手可得黑龙江的愿望落空。

于是，日本关东军首脑看中了态度暧昧的苏炳文。

经过一番筹划后，关东军参谋长小丸国昭中将于1932年4月初，把川岛芳子空降到海拉尔，让她代表日军与苏炳文秘密会晤，以高官厚禄为诱耳，诱降苏炳文。

苏炳文对日本人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在管辖区内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将部队中
的坚决抗日派控制起来。

于1932年四五月间，苏借调孙麟到海拉尔开会，就把孙押到呼伦县署，把他家眷也押在县署，不准离开县署一步，叫钮玉庭接了孙的团长职务。

直到1932年9月底，苏令吴德林副司令与第四团团长钮玉庭将日本领事与小原特务诳至哈满司令部看押起来。

前督署参谋长谢珂与前某团长金奎璧等均来海拉尔与苏炳文计划抗日。

1932年10月1日，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开誓师抗日大会。

黑龙江第一旅旅长张殿九及海拉尔军政商学各界都齐集会场。

苏炳文向大众讲话，激昂愤慨地表示他抗日的决心。

从这天起就又开始抗日了。

苏在会前与孙麟谈话对他说：“你不是想抗日吗?现在到了抗日的时候了，以前的事已成为过去不必提了。

”这时距九一八战争已经一年有余。

苏炳文
任黑龙江抗日总司令，张殿九(黑龙江第一旅旅长)为副总司令，以谢珂为中将参谋长，金奎璧为少将副参谋长，以孙麟为少将参谋处长。

副官、军需、军法、军医、军务处应有尽有。

呼伦贝尔区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王尔赡为呼伦贝尔区警备司令，机构编组很大，而部队仅有两旅(共四团)，另外有骑兵特务连。

苏在海拉尔坐镇，参谋处与各处之一部分，派赴扎兰屯行营，张殿九副总司令与谢珂参谋长负责指挥。

部队在富拉尔基附近朱家坎一带占领阵地，第一旅张玉珽旅长为前线总指挥。

雪夜进攻富拉尔基。

1932年11月初旬，有一天夜间向富拉尔基攻击，已攻进富拉尔基街内。

日寇仅有少数队伍，退至富拉尔基面粉厂院内据守炮台，一时难以攻破。

又因雪夜严寒，官兵争向百姓家中取暖，适有骑兵(义勇军某部当时未了解清楚)一部从街上跑过，官兵们疑是日寇骑兵来袭，因而溃退。

天明收容后，仍守朱家坎一带阵地。

以后曾有敌步、骑、炮、空联合部队(约有步兵一旅团为基干)向我朱家坎一带阵地猛攻，苏旅第三团高团长受重伤，割断右臂得保生命。

第四团钮玉庭团长因掩护撤退时他早撤一小时，谢参谋长将他交军法处判处徒刑15年。

继而日军后退，我第一、第二两旅仍占领朱家坎一带阵地，待机向富拉尔基进攻。

扎兰屯被日寇袭击。

这时候苏炳文在海拉尔又编一个团，因兵员缺乏，仅有实力一营守备海满一带。

扎兰屯仅有第—旅少数留守官兵，亦感空虚。

第一、第二两旅全部在朱家坎一带与日寇对峙。

，在11月下旬，孙麟因感觉士气不旺盛，尤以攻进富拉尔基反而溃退为遗憾。

谢参谋长认为孙麟骄傲，写信给苏调孙回海拉尔。

有一天扎兰屯忽然被日寇摩托部队袭击，谢、金两参谋长仓皇出走，翻越兴安岭跑回海拉尔。

部队28日全部撤到碾子山，刚进入第三线阵地，敌军骑兵旅团由左侧方聚来压迫我军向南方退却，在朱家坎一带的部队均被隔断。

29日拂晓，敌军约五六百人，乘装甲汽车由南绕道突袭扎兰屯前方总司令部。

敌军骑兵二千余人，敌机6架低飞扫射并投弹轰炸。

我扎兰屯兵力不过一营有余。

谢参谋长说：“我们的兵力单薄，现在部队被隔断，又无法求援，只好退走西伯利亚了。

”
1932年11月30日，苏炳文和谢珂派孙麟为‘兴安防守司令’指挥新编的一个营，到兴安车站防守，扼守兴安岭山洞（山洞隧道甚长，工程艰巨，修复困难，铁路方面要求不得破坏）。

孙麟当夜就出发了，翌日晨到兴安车站时，日寇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

张营长带兵两连在博克图(兴安南山坡距兴安约20里)；孙麟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

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路警已退到兴安车站。

接着张营长来电话请求撤退，孙麟令他抵抗一下，不能望风而退。

张营长放下电话时，日寇铁甲车车队已进博克图站。

张营长一出门即被击毙，两连兵被击溃，电话也不通了。

苏炳文曾派刘参议，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

但经孙与刘接头后，才知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

于是他们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塞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与之相撞，阻止其前进。

孙麟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

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

孙麟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

这车石子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颇有伤亡。

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

此役振奋中外，当时在上海、北平、香港及欧洲各国报纸均有报道。

孙麟带着仅有的两个连和路警等从兴安岭退到小岭子，以免被敌截断退路(小岭子距兴安20里有通博克图的道路)。

到小岭子时已经黄昏，孙麟立即电请苏炳文的指示，得知苏已带全部官兵眷属等安全退到满洲里去了。

孙麟亦率兵乘车退满洲里。

12月2日午后3时许，到达满洲里。

马占山于1932年11月间仅带骑兵数十骑，绕道跑到扎兰屯，与苏炳文会合一起。

苏炳文于1932年12月2日与苏联领事洽谈拟退西伯利亚请苏联收容。

当日午后即得到圆满答复。

4日夜，苏炳文即率所有残部及中东路一部分职员和民众等，乘车退至西伯利亚境内一个车站。

在那个车站停了两天，将枪械弹药等都缴交苏联后，继续开赴贝加尔湖西北的托木斯克城。

列车在行走的十余天里，车上爆发了猩红热，大多数儿童均感染发病。

孙麟的子女也先后感染，待孙麟的儿子感染上猩红热并发白喉时列车上的药物均已用尽，无法实施抢救。

12月14日抵达托木斯克。

孙麟将病儿送到医院时他已无生还的希望。

部队驻在一处，苏、马以及各部职员和眷属等住在一处。

都是很好的楼房，有取暖设备，并供给水电、面包、干菜、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极为友好。

1933年4月间，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先将眷属等送至海参崴，乘船经日本海峡到上海；苏炳文与李杜的部队送至新疆边境塔城附近；其余上校以上人员苏、马、李各部共有66人，苏联政府为保证安全起见，先由当地乘车经莫斯科送到波兰边境。

路过莫斯科时，颜惠庆大使曾到车站与苏、马、李等晤谈，到波兰境内改乘国际列车，夜经华沙时波兰新闻记者到站采访。

第二日早间即到柏林。

他们到柏林时，各学校正放春假，中国留学生都到车站欢迎。

在柏林停一星期，办理护照及一切外交手续。

各部人员分批赴各处参观，每组10人左右，由留学生任翻译。

如西门子工厂、波茨坦腓力大王故宫等都参观了。

当时刘文岛为驻德大使，曾设宴招待他们。

留学生也开会欢迎抗日英雄们。

他们在柏林停一星期，又乘车至热那亚，从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红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大西洋回到上海。

途经槟榔屿、新加坡时，华侨兄弟们都欢迎他们下船并招待抗日英雄们。

船到九龙时也停一天，胡汉民派他女儿胡木兰接苏、马到广州去(时李杜已赴新疆)。

到上海后，蒋介石委任苏炳文、马占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委任孙麟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少将高参。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