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契合性研究

大气污染防治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契合性研究摘要：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学界有所争议。

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人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经济的零增长，原生态。

以上观点不免有些极端，抑或许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许有存在的空间，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时期，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更好保护环境，增加环保产业投入也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一致，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大气污染环境新常态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一、引言2015年2月28日，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人民网上映，雾霾又进入公众的视界，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笔者也第一时间观看了此纪录片，时隔不久又重新看了一遍，镜头中的那些数字简直触目惊心，看到雾霾的种种危害感到惊悚、恐惧。

柴静的《穹顶之下》通过调研发现，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主要是煤炭、石油，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导致能源消耗量大、利用率低、缺少前端清洁处理，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

在通向文明发展的道路上，英美发达国家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远比中国目前情形严重，由此说明雾霾不是不可以治理，只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付出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发新能源，提高煤炭、石油的利用效率，通过宏观层面的货币和财政的政策支持环保行业的发展，加大环保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向污染较少的服务业等。

去年在北京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节能减排和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规定了最后的期限限制，这实际上是一个倒逼机制，通过环境污染压力倒逼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很大，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传统的人口红利已渐去渐远，科学技术虽有较大突破但生产率仍低下，产能严重过剩，社会总需求不足，能源结构单一，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中央决策层把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新常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一个发展落后的大国，人们迫切的渴望发展重工业，发展经济，忽视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因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从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向资源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从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促进发展向依靠高新技术创新促进发展的转变，从传统的高污染的重工业为基础逐步转向依靠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

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市场经济发展中去，以低碳、绿色、可持续理念拉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反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两者协同、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谋福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内在统一，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表示经济总产量的增加，通常是经济增长“量”上的要求，可以用一些指标加以衡量，如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GDP。

而经济发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量”上的要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上的要求。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即产量与投入量之比。

其中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大，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依赖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时至今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纵然劳动力知识水平有较大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有明显进步，但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的局面，使得劳动力成本急剧提高。

新常态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资本使用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虽然央行从去年以来，多次降息降准，但由于受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足、银行存贷比、投资渠道狭窄等多因素制约，央行释放的资金大都留在银行体系内部或者进入了最近一直火热的中国股市，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还是较少的。

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应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影响生产率的因素也有许多，比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人均拥有的物质资本、科学技术的进步等。

经济增长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主要用社会总需求即消费、投资、出口来进行衡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社会总需求不足，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均收入较低引起的消费的疲敝，又有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支柱产业萧条带来的投资的不足，还有中国外汇升值、产品价格上涨等抑制国外出口消费的影响。

以传统的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受到各种批评，体现在环境领域主要不足有：未能准确计量资源环境的存量状态；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没有被计入国民账户或者被严重低估了，这些成本包括资源消耗、资源降级、环境污染损失等；治理环境污染的防治和环境的改善等的投入，在传统的国民账户中被看做国民收入。

当务之急，我们的政府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良好发展机遇，将中国的产能过剩输送到国外基础设施建设欠发达的经济体，将中国的部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体，既能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又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解决新常态下的环境污染问题。

国内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环保企业进行税收减免或者转移支付来从宏观层面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其作用也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能有效解决发展路上的环境污染问题。

中央提出的城镇化的发展规划，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疲敝后的又一增长动力，中国农业人口多，城镇化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的经济规模是非常大的，按照中央的计划，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二十至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是人口的过度集中，总会带来和现在一样的环境污染问题，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多，城市供暖的燃煤燃油带来的大气污染等，因此，城镇化如果不加以重新考虑环境问题而任由其按照现在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的污染问题较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发展之前应从长计议，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环保产业的支持等方面打好基础，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大气污染及污染源大气是生物生存所必须的气体，其组成成分包括恒定成分（如氮、氧、氦、氖、氩、氪、氙等气体）和不定成分（如甲烷、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臭氧等）。

不定成分与地壳演变和大气污染是有关联的。

所谓大气污染是指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向大气环境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使其物理、化学、生物或者放射性等特性改变，导致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进而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害的现象。

[1]从该概念不难看出，大气污染[1]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与人类的活动有着必然的联系，人类是污染大气的实施主体，而大气污染则是人类向自然界排放各种废弃物质的必然结果。

[2]（一）工业污染源燃烧是人们获得能量，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之一，燃烧给人们带来了热量，带来了生机勃勃，带来了光明，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污染，带来了致病因素，带来了致癌物质。

工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煤和石油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他们的燃烧气体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毒性，而且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生化反应，形成新的复合的污染物，毒性更强，对人体健康构成较大威胁。

而进入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主要是煤、石油及天然气的未然成分。

煤和石油都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地下受到地心热力和地壳压力的作用逐渐分解而成。

成煤的原始物质，一般是陆生植物，尤其是陆生高等植物，而石油的先体是海生和陆生低等植物。

煤和石油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即烃类。

除主要成分之外，还含有不饱和烃、芳香烃以及他们的衍生物、含氮化合物和含硫化合物等。

用煤量最大的部门是火力发电、冶金、化工、机械、轻工、建材等。

这些部门用煤量占消耗量的70%以上。

燃料除可燃成分外，还含有各种杂质。

煤的主要杂质是硫化物，此外还有氟、砷、钙、铁、镉等元素的化合物。

石油是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的混合物，主要杂质有硫化物和氮化物，其中也含有极少量金属元素的化合物。

[3]（二）交通运输污染源交通运输污染主要是指由于汽油、柴油的燃烧不完全所引起的污染，特别是汽车尾气已经成为都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机动车的持有量增长很快，机动车使用内燃机，内燃机燃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是大气的主要污染源，由于是从机动车后通过气管排出的，所以汽车排放的废气称为尾气。

尾气成分主要包括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烟气和碳氢化合物等污染物。

[2]高桂林、于钧泓、罗晨煜：《大气污染防治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高桂林、于钧泓、罗晨煜：《大气污染防治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

（三）生活污染源生活污染源主要是燃煤废气污染，不仅是城市居民污染，广大农村居民区也会造成污染。

现在在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农村还是用的灶台做饭，通过灶台燃料的燃烧利用率仅仅20%左右，很多没有经过充分燃烧就排放到大气中，形成白色污染。

在人们的生活中，燃煤占据很大的比例，煤炭是中国目前的主要能源，其中生活燃煤大概占据煤炭消耗总量的25%。

农村大部分使用生物性燃料做饭、取暖的，这些燃料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颗粒物以及气体污染物。

四、大气污染防治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契合性大气污染防治与经济发展的契合性是环境法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原则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体现。

所谓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原则，是指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我国环境法以直接规定的方式确立了协调发展原则。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4]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受到环境、人口、科学技术、资本等因素的限制，逐渐进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被称为经济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绿色发展的理念等是环境质量发生明显改善的主要原因。

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经济结构中的污染行业减少以及转移到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使城市具有越来越完善和集中的污染控制措施，都会使污染水平开始下降。

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的治理呈现出一定的契合性特征，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能正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契机，使以后经济发展模式转为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笔者相信，环境污染治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定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实现目标的内在统一。

笔者下文从造成大气污染的污染源治理的角度，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一致的契合性。

（一）以科技创新加快技术改造[4]高桂林、刘向宁、李珊珊：《环境法：原理与案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