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菲尔丁

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生活的时期，十八世纪的上半期，正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十六世纪以来，英国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不断增长，英国资产阶级由于两个世纪以来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工商业。英国资产阶级把这个时期说成是一个繁荣进步的时期；他们说，自从所谓1668年的「光荣革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被推翻，大权重归国会以后，英国有了更健全的代议制度，人民的政治权利有了更进一步的法律保障，政党政治从此纳入了正轨……，但实际上，1668年的政变，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的一种勾结而已，政变的真正结果，只是确保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专政，保证了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这一时期前后的英国社会的一般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者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种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形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１

地主不仅侵占国有土地，并且利用「圈地法」来掠夺农民的土地；城市资产阶级则利用劳动工资的立法来压低工人的工资。国会的权力在这次政变以后，确是大大提高了。但这种权力完全操纵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手里，他们通过国会支配国王进行统治，实行专政。他们只施行与他们自己有利的政策，并通过国会制定一系列法案来巩固他们的统治，保持他们非法窃夺的权益不受侵犯。马克思指出：「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２所谓这时期的繁荣进步与所谓民主，真正底蕴如何，可以不言而喻了。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确立了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联合专政，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国会分为上下两院。由于下院权力的加强，资产阶级即夸称这时国会能够充分代表民意。实际上国会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为封建贵族与金融资本家及其控制下的商业资产阶级所操纵，从十七世纪初期开始，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已经控制了下院。恩格斯在评论下院时指出：「过去的下院无非是一个不依赖于人民的关门的中世纪公会。」３所谓的国会选举更是徒有其名，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选举的。有被选举权的人更是绝无仅有。选举时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这一谎言都因为议员们自身的利益冲突，彼此攻讦，予以揭穿了。他们自己供认，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由于贿赂而取得议席的。更其骇人听闻的是，国会议席都是有定价的，可以由经纪人代为买卖，而且可以在俱乐部里公开拍售。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完全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也不能不是一大骗局。

再说一说这一时期所谓政党政治或两党制。英国国会两党制是一种虚伪和欺骗的制度。从十七世纪末期起，国会一直由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把持。在围绕王位继承的斗争中，于1679年形成的托利党和辉格党，英国历史上这两大有名的政党，这时声威大震，确有不可向迩之势。他们所代表的是哪些人呢？前者代表贵族的利益，主张维护旧制度，拥护君主特权；后者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海

外拓殖者的利益，主张提高国会的权力限制王权。他们轮流掌握国会，分任阁员，把内阁作为它的执行机关。这就保证了对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扩张。那位连任乔治一世二世两朝首相的辉格党党魁瓦尔浦就是这类「出色的」党派大政客；他的内阁因为能够忠实地执行地主和资本家的旨意而得到他们长期的支持。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无论怎样吹嘘这「大伟人」二十一年相国(1721—1742)的政绩，然而不得不承认他的统治是建筑在腐化国会议员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任何或道德的原则可言。在这样统治之下，政治贪污，贿赂公行，司法黑幕重重，整个社会盛行着贪婪、欺诈、虚伪。像瓦尔浦这样的人物以及他的统治方式，是一点也不例外的，相反的，却是很普遍而且是很典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代的若干主要现象：资产阶级的掠夺的政治本质，反人民的法律，虚伪的选举，欺骗的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这就是菲尔丁所处的时代，也是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

亨利·菲尔丁于1707年4月22日生于英国索美塞特州格拉斯顿伯利附近的萨尔法姆，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埃德蒙·菲尔丁是德斯蒙德伯爵的孙儿，曾担任过军官，母亲萨拉是位法官的女儿。菲尔丁是他们十二个子女中间最大的一个。由于他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使他不但有机会亲眼目睹本阶级的腐朽，而且还尝到了没落后贫穷生活的滋味。

菲尔丁在十三岁时(1720年)，进入英国最贵族化的学校之一伊顿中学学习，受到良好的经典文学教育。在十六岁以前他已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过许多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名著。他在伊顿中学学习大约六年，受完中等教育，1726年离开。1728年(二十一岁时)，他去荷兰，进入雷顿大学语言系学习，兼攻法律。二年后(1730)，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长期供给他所需的费用而中途辍学，于1730年2月回到英国。当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面临着「当雇佣的马车伕，还是当雇佣的作家」的抉择，他选择了当「雇佣作家」。就这样，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了紧张、勤劳的文学创作生涯。

1730年菲尔丁来到伦敦以后，与戏剧界有了接触，他开始以职业剧作家的身份为戏院编写剧本，有一个时期自己曾组织戏班，领导过一个不大的戏院。远在1728年，在他还没有去荷兰雷顿大学学习时，他就写了一部名为《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的喜剧，并曾在伦敦朱瑞苍戏院上演。在回到英国以后的七年中(1730—1737)，他一共写了二十五部戏剧作品(包括与其他作家合写的在内)，其中有喜剧、笑剧、政治讽刺剧和小歌剧等。他的主要剧本有：《法律公子》(1730)，《作家的闹剧》(1730)，《大姆指汤姆》(1730，1731)，《悲剧中的悲剧》(1731)，《现代丈夫》( 1732)，《堂·吉诃德在英国》(1734)等。此外，他还改编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为《假医生》一剧，又以这位大喜剧家的名剧《悭吝人》为蓝本写成《守财奴》(1733) 。

他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虚夸荒唐的生活，和攻击政界的贪污贿选等黑幕的。在他的筆下，「宗教、政府、牧師、法官和大臣——全在這個諷刺巨人的腳下陷於毀滅」。４在这些剧本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受压迫受损害者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在法律面前遭到的歧视，和对压迫者的痛恨。他在他早期所写的剧本《咖啡店里的政客》(1730)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写作态度。他在这个剧本的序幕里说，他的诗神的企图是在「攻击披着权力外衣的罪恶」。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里，一个角色说：「在所有的国家里，监狱只是给穷人住的。一个穷人偷了上流人五个先令就得坐牢，可是上流人抢起穷人来成千成百，他们却安然坐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