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个人主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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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个人主义作者:criyun
个人主义这么重要,那么,这个个人主义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前面说了,它不是我们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本体论认识。它是一种政治哲学。
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包含这样几个内容,如果你记住我后面要讲的这几个命题,理解了它们的含义,你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
第一个命题: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和基础。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要过共同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又成为政治动物,成为国家的成员。那么,人类组成的社会组织,社会或国家共同体,是怎样一种共同体?它和个人是怎样一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看起来,这是很玄虚的问题,但却是很基础的问题。
一种是整体主义的观念。它认为,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每个人是这个有机体里面的一个细胞或者一个器官。你只有在这个有机体里面,结合到这里面去,在这里承担你的职责、你的义务,尽你的责任,你才能够实现你的价值。如果离开了有机共同体,个人什么都不是。好比一个细胞或器官离开了机体,就什么都不是,就不再是它所是的。这意思是说,整体是第一位的,是本原,是基础;个人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个人要依附于整体。
另一种观念是说,这个共同体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尽管大家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但是,每个人仍然保留了他的独立性。所以,个人才是共同体的本原和基础,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和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原,社会和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自足圆满的整体,不需要依国家来判定它的价值。
这样说起来很枯燥、很抽象,但是,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一个出发点。
前一种观念将个人虚化了,整体才是实在的;后一种观念把国家虚化了,个人才是实在的。按后一种观念,国家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一种法律建构,是一种契约的共同体,不具有本体论的实在性。从本体论的意义上,individualism应该译为“个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就不容易被误解。
你们看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它设定的前提,就是先有个人,后有国家。个人出于某种需要,通过大家签订一个契约,才建立了国家。这样,国家就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个人的集合体。如果契约被破坏了,将个人联结成一个共同体的纽带就不存在了,国家就解体了,每个人又回到自然状态,即个人独立自由的状态。
我们在中国常听人
说,没有国家哪有我,是吧?国家都灭亡了,你都成了亡国奴了,哪有你的什么个性的发展、你的利益、你的权利?我们常说,“大河无水小河干”。西方个人主义者的思维正好和我们是倒过来的。他会说,如果你这个社会和国家对我没有用处,不是为了我的,那我们建立社会和国家干什么呢?如果个人仅仅是牺牲品,是工具,国家成为个人的负担甚至威胁,那国家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他的逻辑是,小河无水大河干。他无法理解我们中国文化,你们这个河怎么会倒着流哇?从大河往小河里流?从山东往青海流?这是两种思维的逻辑,两种文化逻辑。韩寒不是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人的逻辑吗?
第二个命题,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
个人和社会整体或国家之间谁是目的?谁是工具?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我们建立国家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些要求,个人的利益、自由、权利等等。18德国思想家康德有一句话被简化为“人是目的”,它比较经典地表达了个人主义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人当作工具。这个“人”不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人民”,不是“人民群众”。它是个人,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整体主义文化,个人是工具,国家是目的。国家是虚的,最终落实,就是民众都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牺牲品。
大家看兵马俑,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皇帝死了之后,还要做这么多兵马俑给他陪葬。我们知道,商朝的时候,让大量的活人殉葬,那是制度、是习俗。到时朝时又一度恢复了殉葬制度。皇帝死了,嫔妃被活埋到墓里。十三陵里就有被活埋的皇帝的女人们。
实际上,中国人活着的时候,也是活着的皇帝的殉葬品。中国人为谁活着?为统治者活着。为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的权力、统治者的面子、统治者的好恶。为了让统治者开心,无数的平民百姓可以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臣民没有自己的价值,你能够为统治者服务就是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能够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会把他的需要解释成或打扮成大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他要求你奉献于整体,实际上是奉献于他或他们。当年黄宗羲就看明白了,那就是以君主之“大私”,冒充天下之“大公”。[1]
这个兵马俑的军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从中能解读出很多内容出来。我们骄傲地宣称这是世界第八奇迹,的确,西方不会创造出这种奇迹。历史上,哪怕是专制时代,他们的统治者也从没干过这种事。
在我们普通
中国人内心里,都有一个皇帝情结,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当皇帝罢了。到了兵马俑军阵面前,如果不是人山人海把你挤得要命,只要你有机会展现自己,大多数中国的游客会做什么呢?会站在兵马俑面前挥手检阅,你们信吗?我看到过,中国游客在那里挥手检阅。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只是被检阅的角色,但如果有机会,比如面对兵马俑,也有检阅的冲动。挥着手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美国总统里根当年也来看兵马俑,他非常喜欢,官方还特批他跳到坑里去摸一摸兵马俑。但是,里根站在兵马俑军阵面前说了一个词:“dismiss”,解散!你是不是感到很意外?会有中国人站在兵马俑前说这样的话吗?这是什么政治心理?这是一种心态,他看到这么多人整齐地排着就不舒服,就想解散它,就想给他们自由。中国人或者站在台上检阅,或者在台下接受检阅。不是主子就是奴才,或者把别人当工具,或者自己当工具。
整体本位,在实践中必然表现为统治者本位。统治者就代表了整体,他很容易以自己的利益冒充整体的利益。个人被扼杀,就出现人口众多,人烟稀少、大国寡民的情况。在今天,人们深恶痛绝的官本位也是整体主义的一个表现。要真正解决官本位问题,就要个人发展成熟起来。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是官本位的解毒剂。
第三个命题,所有的人都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
尽管我们组成了社会和国家,每个人是共同体的一分子,但个人主义把社会共同体想象为个人的集合体,由契约、法律这样的外在纽带将个人结合在一起,而其中每个人仍然是自足圆满的整体,保留着他的独立性,没有成为共同体的附属物。像存在主义者所说的,在宇宙中,每个人就是一粒微尘;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就是整个的宇宙。
打个比方吧,个人主义者想象的共同体或国家好比由一个网兜兜着一些鸡蛋,鸡蛋都是一个个的,有着一层坚硬的外壳,那个网兜就是契约和法律。而整体主义的共同体好比用塑料袋装着打碎了外壳的鸡蛋,理想的状态是,连塑料袋也没有了,这些鸡蛋凝固成一大坨了。这样,个人就完全不存在了,成为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每个人既然是独立的个体,它在共同体内自然是自由和平等的。我们要服从整体,奉献于这个整体,服从它的权威,但是,我们仍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平等的。独立是人格的独立,服从只是外在行为的服从。在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上,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不平等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外存在。建立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后,我们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没有牺牲掉。我们不会成为集体的附属物,
不会成为权威的奴隶。个人没有因为国家的建立而被蒸发、被虚化、被淹没,而是顽强表现着它的存在。我们把某些权利转让给国家,那是过共同的政治生活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所以,我们对国家的服从是有限度的,对集体的奉献也并不会否定我们的个体价值,对集体承担义务也不会牺牲我们的独立。
第四个命题,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界限。
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掘出一道鸿沟,筑起一道篱笆,精心地把属于个人的东西保护起来,把它和属于社会的东西隔离开来。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独立王国,我就是它的最高主权者。这是我的私域,他人和社会的权力不得进入。
这是一种什么观念呢?就是把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个人的私域与公域,个人的rights和社会、国家的power之间对立起来。两者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关系。个人权利的扩大意味着国家权力必须后退,国家权力的膨胀意味着个人权利要受到侵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要为个人筑起一道篱笆,把国家的权力抵挡在外。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精髓,你要从这一点上去理解西方的自由和人权思想。
我用这个图来解释上述思想。
大家看这个图,有A、B、C、D四个圆,就好比是四个人,大家必须过社会生活,相互交往。那么,这四个人相互重合的领域,那就是社会公共权力有权干预的领域。这四个人还有一个领域,不和别人发生关系,他怎么做,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社会,这就属于他的私域,是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范畴,其他人和社会不得干预。在这个领域,国家权力进入是无效的,非法的,要受到顽强的抵制。这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
我们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没有“群己权界”的概念。国家是一个实体,一个单元,家庭或家族也是,个人不是。我们叫国家本位和家庭本位,不是个人本位。所以,国家有它的界限,还要筑一道墙,把国家圈起来。就是长城。每个家庭也是一个单元,是一个实体,每个家庭也筑一道墙,把家庭保护起来。但是,中国人唯独没有给个人筑一道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软体动物,没有什么东西来防护我们,外部的权力能够任意的侵犯和干预我们个人。今天的中国人开始披上了一层保护自己权利的盔甲,虽然这层盔甲还非常的单薄、软弱,但是毕竟开始有了。
你们小的时候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父母把你的日记本拿来要看,你高兴不高兴?你不高兴,敢不敢抵制?有的敢,有的可能不敢,是吧?有的会说
,这是我的笔记本,你不要看。有的父母能够接受,认为孩子的隐私要尊重,有的父母就不尊重,不知道尊重。什么是你的?连你都是我的!中国文化是不知道尊重人的,这是与西方的巨大差别。像鲁迅说的,中国的孩子是父母福气的材料,不是人的萌芽。你看古代启蒙读物《二十四孝图》怎样教育孩子的?有一个香港学者借“郭巨埋儿”的故事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杀子文化”。一般而言,中国的父母有对孩子的溺爱,但是没有尊重,不知道什么是尊重。无论父母怎样溺爱孩子,他都不懂得尊重他。这也是很多家庭冲突的一个根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很冤枉,很委屈,我对孩子这么好,孩子怎么还那样怨恨我?因为你没有对他的尊重,你所有对他的溺爱都作废了,抵消了。一些家长怎么也听不懂尊重是什么意思。我对他那么好,还不尊重?
西方呢,国家不筑墙,家庭也不筑墙。这就是美国农村的一户人家,你看他家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周边这些森林,这就是他家的边界,而里面的草坪就是他的院子。这是一个市民家庭,我曾经在他家住过一个星期。这个是他家的草坪,连着外面街道,草坪与街道间没有界限,没有墙。在他家与邻居间也没有墙。那么,你怎么来分辨两家的界限呢?我在美国悟出一些窍门来。他们的院子都是草坪,这家人可能是五天前割的草,那家可能昨天才割草,这两家的草长得就不一般高,或者这家人横向地割草,那家人纵向地割草,中间就形成一条线,这就是两家的界限。不能说所有的美国人都这样,起码大部分的美国人家是这样。没有墙,没有安全门,没有铁栅栏。
我在迈阿密的时候,看到有个地方,汽车走了很长时间,路边上的人家全都有这么高的篱笆墙,这是为什么?当地人告诉我,这个地方鳄鱼太多了,经常爬到居民家里把人家的宠物给吃了,甚至把人给伤了。这个篱笆不是防人的,是防鳄鱼的。你知道,在美国,动物到处都是。有专门的动物警察,动不动居民报警了,说鳄鱼到我家里来了,熊到我家里来了,蛇到我家里来了,浣熊到我家里来了,然后警察开车来,就把这个东西给弄出去,然后放了。
我到加拿大多伦多旅行时,那汽车经过一个街区,走很长时间的一个小区,几乎家家有墙,就是这么高的木板,然后刷上漆,这是为什么?他们说,这是华人社区。华人到加拿大,把墙也带去了。
但是,西方人都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个人精心的保护起来,把属于自己的权利精心的保护起来。这道无形的墙相当之坚硬,如果你试图进入,那会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
而在中国,国家筑墙,家庭筑墙,惟独不给个人筑墙。正是国家和家庭的墙的厚重、封闭,将个人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这样的人,他是本原,他是目的,他独立自由平等,他还要与国家对立和分开,以维护他的权利,这样的个人怎样组成一个共同体?怎样才能采取协调的集体行动?怎样才会产生社会的公共道德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个人主义后面这两个方面。这也是个人主义的后两个命题。
第五个命题,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已及人的利他行为,以个人为基点的公共道德。
因为每个人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你要对你所作所为负完全的责任。你没有任何推辞,没有任何借口,你要对你的所作所为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也正因为人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人才会产生责任感。如果人没有独立、自由、平等,也就没有责任感,他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
在今天,我们的教育不断的灌输,要人们有责任感,有责任心,大家仍然没有责任感,为什么?因为个人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你能理解这两者之间手心手背的关系吗?一个孩子,他把人家东西打坏了,得家长来负责,孩子不负责;一个孩子在外面打了人,要家长负责,孩子不负责。古代奴隶制下,一个奴隶在外面杀了人,人家要告奴隶的主人,不告奴隶,要主人赔偿。当然主人也可以把奴隶交出去偿命,但人家跟主人交涉,不跟奴隶交涉。因为孩子和奴隶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处于受监护的地位,他们也就没有责任。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里面,统治者把人民都当孩子,事实上人民处于奴隶的地位。既然你把人民都当作孩子,当奴隶,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就没有责任感。
在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把人民都当作成年人。人们平时享有自由和平等,享有独立的人格,他的人格得到尊重,那也就养成了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习惯。
比如说,你们现在不挣钱,花父母的钱,你可能根本不觉得花钱心疼,大手大脚的花钱,是不是你们的父母经常会这样说你们?等你毕业了,父母不管你了,你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一个月就挣两千块钱,花没了你自己喝西北风,这时,你就得负责了,对吧?你要对你花钱的行为负责。你现在只花钱不负责,因为花完了可以跟爹妈要,作难的不是你,是你父母。
这就是要点所在。你要明白,一个国家里的人民享有独立、自由和平等,才能培育起他的责任感。
在这样的社会里,并不是大家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individualism不等于egoism,后者有自私自利的意思,前者包含着利他行为,至
少不排斥利他行为。那么,利他行为的根据在哪里?就是推己及人。是以推已及人为基础的利他行为。
我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对同类都有一种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慈爱之心。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要施与人。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从事利他行为。
如果一个同学家境比较贫寒,我家里比较富裕,我要换位思考:如果我家里像他那样的贫寒,我会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希望别人不要歧视我,我需要别人关心和帮助我。既然这样,我就不要歧视别人,要尊重别人,要帮助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从这样一个出发点从事利他行为。其实,人都有同情心,对同类的同情、怜悯,这是人的天性。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的善行源于人的天性。哪怕是社会风气很坏的时候,这种善行仍然大量存在。甚至社会风气坏到一定程度,反倒激发了一些人更深的悲悯情怀。
既然在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中,利他行为主要来自推已及人,那么,个人发育越成熟,利他的动力源泉越充沛。个性丰满,人格完善,才能产生最深沉最广泛的利他动机。一个人的境界越高,其利他行为的境界越高。
如果你有超越主义精神境界与追求,你就会同情别人的宗教感情;如果你就是个权力和金钱拜物教的教徒,你就不能理解别人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做出的牺牲,更不会产生同情和施以援手。你这是图什么呢?不是自找麻烦?放弃你的信仰,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为了信仰,家破人亡,这不是傻子吗?
如果你根本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你也不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很贱,看别人的生命也很贱。
如果你饿过肚子,你知道没有饭吃对人意味着什么,可能在看到乞丐时就会施舍他一碗饭吃,但你可能对人类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事业无动于衷。如果你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独立的思考,你就不懂得思想、言论自由的价值,不懂得有思想的人在受到思想钳制的环境里痛苦的感受。你不能感同身受,你的同情从何而来?你又怎么可能产生同情和帮助呢?
所以,有尊严的人也知道尊重别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人格卑劣,当惯了奴才,没有尊严,不懂得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奴顔卑膝地做人,对别人的人权和自由受到侵犯就会非常麻木,就会漠视人权的灾难,不可能有命运相连的感受,更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痛苦。看到别人的反抗和挣扎就会不解,“你就从了吧”,何苦呢?
中国人的麻木,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利他动机无法从自身推出来。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在个人主义文化里,由于个人发育成熟,就会有更多的同情心,更多的利他行为,更好的公共道德。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尽管主流文化整天进行整体主义的教育,但人们自私、虚伪、冷漠,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所以,要发展这个社会,提升这个社会,首先要发展个人。只要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人形成成熟的现代人格,成为有教养、境界高、内心世界丰富、个性丰满的人,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社会。
在个人主义社会仍然有公共道德,那么,公共道德从哪里来呢?它仍然是以个人为基点。每个人认识到我和这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是这里面的一员,这个共同体的利益,它的兴衰和我直接相关。我由此产生一种义务感,要为这个共同体做我该做的事情,尽我的义务。
所以,这种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更有责任感?因为他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感受到这个国家是他的。为什么专制国家的臣民对国家比较冷漠?这个国家不是他的。中国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主人有责。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科技落后,生活水平落后,经济发展落后,但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一点,是我们的道德水平很高,西方道德沦丧。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科技可能赶上他们,我们的经济可能赶上他们,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赶上他们,但我们的社会道德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他们?这方面可能是我们与西方最大的差距。
第六个命题,自制自律的人格,自组织行为,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
什么是自制自律的人格呢?就是说,每个人做好事、利他行为、公共道德,完全出自内心,出于自己的良知,出于自己内在的义务感。义务这个词在中国就是被挂在嘴边上,其实很少有人理解。义务是一种内在的强制,我应该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来自内心的“绝对命令”。康德所说的,“在我头上有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个道德律令是“绝对的命令”。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于心不安,我就惶惶不可终日,我就要有很深的负罪感。这就是说,不是做好事给人看,不是被迫做好事,不是在人面前做好事,做人给人看。它完全是出于内在的要求,出于良知。这就是自制自律的人格。
是基督教的文化培育了西方人自制自律的人格。基督徒心目中有一个上帝,他是对上帝负责的。你可以不对人负责,但是要对上帝负责,你可以逃避此岸的惩罚,但无法逃避彼岸的惩罚。在基督徒头上,有至上权威的上帝;在他
们心中,有上帝的诫律。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中国古语叫“起心动念,天地皆知”。所以,人不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做不做?我做给谁看?做给上帝看,对上帝负责。
中国儒家也有所谓“慎独”,但那只是少量知识分子们能够修炼的功夫,能够达到的境界,不可能是普通人的追求和能够达到的境界。这是它与宗教的最大不同。同时,它的动力、内在约束力也远不如宗教。
什么是自组织行为?那就是说,不是外在的强制,不是拿鞭子驱赶着不得不去做,而是每个人意识到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所在,意识到了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协调的行动,这才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然后大家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权威,大家自愿的服从这个权威,采取集体的协调行动。所以,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一盘散沙,它有以这种自组织行为为特征的集体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个长征,西方历史上也有个长征,就是希腊人的长征。你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不同。中国人的长征,在长征前,已经形成了坚强有力的组织,共产党的组织。靠着它,完成了长征。当然,湘江战役的时候,也有大量的红军开小差,军队溃散了。后来是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走。希腊人那个长征,是一群乌合之众,完全没有组织。上万希腊人到波斯当雇佣军,他们的将军被波斯人杀害了,明天波斯人就会动手杀他们。失去将军的一盘散沙般的希腊人只能任人宰割。这时,人们意识到了,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采取协调统一的集体行动才有希望。于是,他们集合起来,选出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当领导人,大家听他指挥。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最终回到了希腊故乡。
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权威是抽象的,不是张三李四那种私人化的、家族化的权威。我服从奥巴马,我不是服从奥巴马这个人,我服从的是总统这个职位,这是一个抽象的权威。
在西方的军队里,军人看谁的军衔高就服从谁,军官都死了,下士服从上士,让他去送死,就乖乖地去送死。在中国的军队里,是私人效忠。这个排长平时对我不错,我这个班长就是他提拔的,咱得够意思。然后这个班长对小兵说,哥们平时对你怎样?现在还不上?小兵说,只要班长你说话了,没说的,上!就这样。在军队里形成一个层层私人效忠的网络,靠这个去打仗。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中有个副总参谋长,是个儒将,叫解芳。他在中美恢复正常关系后会见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时,提出一个多年埋在心中的疑问:如果中国军队的一个编制被打散了,就要撤到后方
,补充兵员,整训一段时间,让战士认识当官的,让下级认识上级,然后再拉上战场,战斗力一定会下降。但是,美国军队一个编制被打散了,在战场上补充上兵员,继续战斗,战斗力不减,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你要了解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才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权威又是公共权威,是大家经过选举产生的,所以,我们服从他是服从公共意志,不是服从他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成熟的个人,不是不服从,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要服从抽象的公共权威。
个人主义必须有后面这两个方面,它才是完整的。也只有后两个方面特征,个人主义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如果你理解了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为何会有利他行为,为何会有集体主义精神,你对它的个人主义才算理解了。
好多中国人到美国都有一个观感,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爱国,自发的爱国主义,我们中国人要强多了。我们中国整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呢,效果不好。为什么?他不是个人主义社会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爱国精神呢?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图片,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和雕塑。二战的时候,美国人血战硫磺岛。占领了硫磺岛制高点后,几个美国士兵把美国国旗奋力地插到了这个山顶上。当时的随军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
这个是韩战的纪念碑,上面刻的字是“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旁边的一个碑上写着:“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人死了多少人呢,54246人。碑上刻着的。联合国军呢?死了六十多万人,这里面当然主要是南朝鲜的军队。有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打的轰轰烈烈一场仗才死五万多人,可信吗?美国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为什么,它是一个一个人都有名有姓的。你看这个,在纪念碑旁边就有一个大册子,上面写着每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他的家乡,部队番号,空军还是海军等等。如果你这个名单不准确,人家来这儿查,发现他叔叔或爷爷死在朝鲜战场,你这名单没有,他能饶得了政府?所以它这个名单是可信的。
这本身也体现了个人主义文化对个人的尊重。而我们,要纪念就纪念一个整体。比如说,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永垂不朽,那些烈士们,那些烈士们都是谁,你都不知道了。美国人的纪念都会具体到或落实到个体。你知道“911事件”死了两千多人,每次纪念911事件几周年的时候,那都要把这两千多人的名单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一个地念。
哪像我们南京大屠杀,一个3,后面一串零,你这一串零把多少活生生的生命都给虚化到里面了?在日本,广岛那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人,他们精确到个位数,他说死了十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名字。我们说日本有人对大屠杀不认账,我们自己可曾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有过真正的尊重呢?
这个越战纪念碑上刻的都是人名。这些越战老兵来寻找他们战友的名字,拓下他们的名字。这是二战纪念碑,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参战,阵亡四十多万人。这个是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望不到边的整洁的墓碑。你面对这些为国捐躯者,你不能说美国人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有无数爱国者,他们都有感人至深的献身精神。在耶鲁的校园里,有黑尔的塑像,上面刻着他的名言:“我惟一的遗憾,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他是耶鲁的毕业生。西点军校增色徽上写的就是“责任、荣誉、国家”,他们是军人嘛。美国有一个阵亡将士的纪念日,全国各地所有的烈士墓,都有人自发的去献鲜花,墓地摆满了鲜花。不需要组织,都是自发的。
2006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第二大富豪巴菲特捐出三百七十多个亿给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去搞慈善事业。当时美国电视台开玩笑说,美国第二大富翁把钱都捐给了第一大富翁。不是捐给他发财的,而是去搞慈善事业的。比尔·盖茨呢?他也毫不逊色。他是捐款大户。2008年他干脆辞去了微软的职务,全力以赴的去搞慈善事业。他表示,把他的财产留几百万给孩子,剩下的全捐出去。最近,他和巴菲特等发起一个活动,动员亿万富翁们将一半财产捐出来。已经有四十多位响应号召做出了承诺。最近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想动员中国的富豪们也参与,但富豪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们。他们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来中国不是动员捐款的。据说有个叫陈光标大富豪做出了裸捐的承诺,为中国的富人挽回了一点面子。但愿这不是像余秋雨“大师”那样的诈捐。
盖茨和巴菲特都谴责过布什政府取消遗产税的政策。你们可能想不到,《纽约日报》曾登过一则许多富翁们发的广告,要求政府多向他们征税。你到美国看,到处都是富翁们慷慨的捐献。至于普通人呢,没有那么多钱,做志愿者,volunteer,自愿的去帮忙、去服务。美国有一个“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Family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简称FCC),已经有八万多会员了,其他国家也有。这些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大多是被父母抛弃的,一般都是残疾儿童和女孩。从中国领养一个孩子要花2万多美元,为照顾这些孩子,有的
父母辞去了工作,有的将吃牛奶面包的习惯改为吃稀饭咸菜,有的恶补中国文化。我在耶鲁的时候,那个小城市纽黑文也有一个“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给他们讲课。他们说,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要让他们从小了解中国文化,长大了,带他们回中国去。
所以,你不要把个人主义理解成自私自利。可你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个人主义社会里会有如此的奉献精神、公共道德,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本文根据讲课录音整理,载即将出版的《西方文明讲演录》,北大出版社。
中国人需要来一个终极价值的追问
本博主按:在中国的学者当中,对基督教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不多,更罕有深入研究者。所以我们对欧美国家的很多误读乃至可笑的观点均源自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儒家文化近乎痴愚的观点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北大教授王岳川就是一例,他在专著《发现东方》一书中对儒家文化的很多看法让人可笑至极。今天我要转载的这篇文章,作者许锡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对基督教和儒家均有洞见的学者。本人一直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
文许锡良
这几天一直关注传统儒家文化问题,是因为山东曲阜待建的基督教堂遇到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个儒家文化组织单位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反对的理由就是害怕基督教堂会污染儒家文化诞生之地的曲阜,从而产生文化冲突。拟建教堂能够容纳三千人,也被解释为故意与孔子三千弟子作对。还说,这样会很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似乎曲阜的基督教堂是外国人来建的。其实曲阜这样的小县城也有数以万计的基督教徒,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更何况这个教堂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阻止一个基督教堂建在曲阜呢?其实只能够表明那些无知的儒生内心世界的偏狭与肤浅。
儒家文化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根本谈不上什么宗教文明的冲突。儒家文化没有上帝,没有彼岸世界,信的只是升官发财,多子多孙,大富大贵,无论上帝、真主还是佛陀,都不关儒家文化什么事。显然,这个公开表的意见书,其实只是狗占马槽、狗拿耗子而已。
儒家文化只有偏狭的功利算计,而没有什么宗教的包容。其核心价值对等级与特权的追求,酿造了这种文化的腐败本质。儒家文化就是腐败文化,其实是一点也没有错的。
在这种文化中蕴育成长的一代代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明。浙江省乐清
市蒲岐乡寨桥村钱云会的老村长因为保护村里的良田不被侵占,反复上访,结果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被人骗出来,在马路上,被几个彪形大汉按住头,然后用大型工程车辗轧而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有组织的谋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
我常常想,那些拆迁逼人致死的行为,其实也只不过是想发点大财。人命关天,发财的事情,其实远不如人命重要的。但是,在中国儒家官本位文化下,人们就容易这样丧心病狂。因为儒家官本位社会,每个官员似乎就坐在绞肉机上。你要是不尽快上去,就会被人压在低下,充当绞肉。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在在飞速地转动着。升大官,发大财,之间互相转换着。在这样的文化里,要想当大官,就得先发大财,然后再用发的大财去收买更大的官。获得更大的官之后,又去发更大的财,这叫经营有方,仕途有道。你当了大官,就有资格将别人放在绞肉机垫底,自己的安全系数就会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文化,升官发财本身就是这种文化的精神寄托。
在基督教里,一个人要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并且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敛财升官而已,那就更是匪夷所思了,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要一个基督徒干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儒家文化中,拆迁对于官员来说其实具有双重的意义。直接的目的是弄钱,弄钱发财之后可以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间接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权力显摆的过程。你想想,只要官员一声令下,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立显当年杜甫诗《兵车行》中的情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更有甚者有的被逼到直接上房揭瓦,用汽油焚烧自己。这个过程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官员所要看的好戏。因为越是这样,越能够反映自己做官的威风凛凛。儒家的所谓“学而优则仕”的目标追求与动力来源其实都在这里了。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十年寒窗,勤学苦练,其价值与意义何在呢?不就是为了做人上人吗?做人上人,不就是要显示自己有权让人住不成,也吃不饱吗?
中国自古以来,平民百姓所怕的都是恶鬼,而鬼也怕恶人。因此,平民百姓所小心供奉的神,大多是恶神。《西游记》中,那个最善良,最忠厚,对当地造福最多的神,就是土地公公了。可是,他其实是最受欺负的。而龙王爷、阎罗王以及其他凶神恶煞之类的鬼怪们,却是百姓们最敬奉的神。因为他们不会为人造福,只会害人。越是害人厉害的,人们就越是敬服。这种心理与中国百姓怕官心理其实是一样
的。因为中国的官,在历史上就如那些只会害人的妖怪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的格言警句中看到大量类似的告诫: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善被人欺,马骟被人骑。自古有天理的反倒没有饭吃。等等。所说的现象常常令人绝望。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这样恶劣?千百年来不能自拔?就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所惹的祸。在这里,嫉妒、阴险、毒辣、残酷,都是因做人上人的那种冲动惹的祸。社会早已经被儒家按照身份等级安排成了十等: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而官员与从七品划分到九品划分,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文化中,人的生命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只是人身上的些符号,而那些不同的符号,都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标志。在满清,每一个领戴花翎都是用无数人的鲜血染红的。在战场上,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死他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难怪当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面对中国这个二千年儒化了的中国社会,会这样感叹: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
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拚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
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
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
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这是陶行知先生近一个世纪前发出的感叹。今天的中国其实又如何?以人为本的中国还不是要让位于以权为本的中国?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可能还不明白,这后面的践踏人的生命的罪魁祸首,就是变成了千年酱缸的儒家文化,数千年来,其骨血里的阴魂像病毒一样代代相传。
没有上帝的民族是可怜的。因为,他们整天为了一个芝麻官和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尽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有同情心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公理与正义,没有生命的终极关怀。只有升官发财四个字。在整部《论语》里那些零散的言语碎片,除了让人失去逻辑思考能力外,还让人学到的是“学而优仕”的阴毒。孔子的被圣化,更是中国千年的劫难,万载的黑暗。因为圣人孔子的出现,终于使得中国人成为上帝的弃儿。手里有权,内心虚空的儒家文化信奉者,那些用学而得仕的中国人,他们还有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情不能够做出来呢?
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