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米塞斯

我刚上大学时，卡尔·门格尔即将结束教学生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大学里很少被人们注意，我当时也对它没有兴趣。

1903年圣诞节前后，我第一次读了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Grunds?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正是通过这本书我成为了经济学家。

多年后我才见到了门格尔本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他听力衰弱，患有眼疾。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年轻活泼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没有更好地利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十年。他在给《政治科学全书》（Handw?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写的“货币”（Geld）一文表明，他仍然能够做了不起的工作。

我相信我知道门格尔的灰心丧气和过早的沉默的原因。他的敏锐的智慧早就认识到奥地利、欧洲和全世界的走向；他看到一切文明中最伟大的最高的文明正在滑向深渊。他预见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暴行；他知道世界背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果，并且倾其全力与这些趋势斗争。

他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是与普鲁士的大学用来毒害世界的思想潮流作斗争的鸿篇巨著。他认识到他的斗争无甚成就而且毫无希望，于是变得悲观，无心著述。他的悲观影响了他的学生和朋友鲁道夫王储（茜茜公主的儿子——汉译者注）。王储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对他的帝国和欧洲文明失望，而不是因为一个女人。那个年轻女人自己也有死亡的愿望，于是他带她共赴黄泉；他自杀不是为了那女人。

我的祖父有个兄弟，在我出生前许多年就逝世了。他是兰道（Joachim

Landau）博士，奥地利议会自由党成员，也是党内同僚麦克斯·门格尔（Max Menger）——卡尔·门格尔的兄弟——的好友。有一次他告诉我祖父他与卡尔·门格尔的一次谈话。

据我祖父在1910年前后对我的转述，卡尔·门格尔说过这样的话：

欧洲列强的政策会导致一场可怕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将是恐怖的革命、欧洲文化的毁灭和所有国家人民的贫困。预见到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后，能够提出的唯一的建议是投资于黄金和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证券。

事实上，门格尔本人的储蓄投资于瑞典证券。

一个人在40岁之前就如此清晰地预见到灾难和所有他所看重的事物将遭遇毁灭，他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失望。古代诗人仔细考虑过，普利亚木（Priam）王要是在20岁的时候就预见到特洛伊的沦陷，他该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他本人的特洛伊的不可避免的灭亡时还没有走过人生旅程的一半。

同样的悲观侵蚀了所有敏锐的奥地利人。奥地利人的一个可悲的过人之处是能够认识命运。格里尔帕泽（Grillparzer）的忧郁和烦躁出自同一根源。在迫近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使最纯粹、最能干的爱国者菲绍夫（Adolf Fischof）陷入孤独。

人们不难理解，我经常与门格尔讨论纳普的《货币的国家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纳普宣称，货币在起源和本质上都纯粹是国家的产物——英译者注。）

门格尔说：“这是普鲁士警察科学的逻辑发展。人们应当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呢？它的精英分子在经济学出现200年后依然崇尚这样的胡言乱语并将其奉为圭臬，而这些胡言乱语甚至并不是新东西。这样的人民会做

出什么事情呢？”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继承者是维塞尔。维塞尔是诚实的学者，具备高度的修养和出众的智慧。他幸运地比别人更早地了解门格尔的著作并且敏锐地认识到其意义。他在某些方面为这门学科添加了一些内容，但是他不是原创型的思想家，而且可能总体上说为害超过了贡献。他从未真正掌握主观论的精髓，这一局限使他犯下了许多不幸的错误。他的配分（imputation）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的关于价值计算的观点表明，他不能被称为奥地利学派成员。他更多地属于洛桑（Lausanne）学派，该学派在奥地利有两位接触的代表人物：奥斯匹茨（Rudolph Auspitz）和李本（Richard Lieben）。

奥地利学派特有的使之获得永恒的声誉的是它的与经济均衡或者无为相对的经济行动的学说。奥地利学派采用了静止和均衡的观念，没有这些观念经济学思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始终明白这些观念的纯粹工具的性质。奥地利学派致力于考察市场上实际支付的价格，而不仅仅是在某些从来不可实现的条件下支付的价格。它拒斥事数学方法，不是出于无知或者对数学的精确性的反对，而是因为它并不看重对假设的静态的均衡条件的详尽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未屈从于价值能够被测度的致命错误，并且从未误解这一点：统计数据与经济学理论无关，而仅仅属于经济史。

由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关注人类行动的学说，甚至熊彼得也不能算该学派成员。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熊彼得声称自己赞同维塞尔和瓦尔拉，但并不赞同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他看来，经济学是“经济量”的学说而不是人类行动的学说。他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是典型的均衡论产物。

有必要纠正“奥地利学派”这个表述可能引起的误解。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没有想创建一个学术圈里惯常使用的意义上的学派。他们从未试图把年轻学生转变为信徒，他们也没有向这些学生提供教职。他们知道，通过著述和教学能够促进人们掌握一种适用于论述经济学问题的方法，并因此对社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培养经济学家。作为先驱者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认识到人们无法规划科学进步，也无法根据计划培育创新。他们从未试图宣传他们的理论。只要人们具备了接受真理的条件，真理就会靠自己传播。如果人们缺乏掌握其实质和意义的能力，用粗鲁的方式使人们口头信服一个学说是没有用的。

门格尔从未讨好能够给推荐他担任教职的同事。作为部长和前任财政部长，庞巴维克本可运用它的影响；但他从来鄙视这样的行径。门格尔的确偶尔试图阻止（比方说）茨威德内克（Zweideneck）晋升教授，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进展一无所知，但并不成功。庞巴维克从不这么做。事实上，他促使而不是阻碍戈特尔（Gottl）和施潘（Spann）教授在布鲁纳技术大学（Brünner Technische Hochschule）的晋升。

哈耶克在审阅门格尔的科学论文时发现的一份文件最好地阐明了门格尔在这样的问题上的立场。它是这样说的：“在科学中，只有一个方法能够确保观念的最终胜利：人们应当允许任何反对意见充分表达。”施莫勒（Schmoller）、布赫（Bücher）和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则不同。他们拒绝在德国的大学里教授那些不盲从他们的人。

于是，奥地利的大学里的教职落入德国历史学派信徒的手中。韦伯（Alfred Weber）和施比托福（Spiethoff）则在布拉格大学得到了教席。某位君特（Günther）教授成为英斯布鲁克的经济学教授。我提到这一切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