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缘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大陆型与海洋型

中西文化缘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大陆型与海洋型

2010-12-05 10:34:00| 分类：西方文化的特点| 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

——兼论中华文化不是“封闭性”的文化

引语

文化发生的原理

现代文化哲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文化发生：人的类本质的形成与体现

这个命题包含三个原理，即：

1．劳动创造了人，这既导致人区别于动物的匮乏性，又为人创造了克服这一不足的特殊的遗传基因，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重要的生理基础。

2．文化的发生和劳动创造人的进程相伴而行，可供自由驱使的语言象征符号的产生，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形成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文化发生的契机。

3．文化的发生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外在的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的互相推移，使人类从动物的“两种生产”（物质的生产与生命的生产）中提升出来，由此，从低等、中等动物变成高等动物，变成文化动物——人。

总之，文化发生的过程，是人在劳动中的自我产生过程，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形成过程。在这过程中，人通过劳动的实践，是“人化的外在自然”（对于人之外的自然，即自然界的改造）与“内在自然的人化”（对于人之内的自然，即人自身的改造）互相推移，而且创造了可供驱使的语言符号系统。由此，人正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把自身的劳动从动物的劳动转化为人类的劳动，把自身从动物的“两种生产”提升为人类的“两种生产”，并作为文化的动物出现在地球上而成为万物之灵。

万物之灵有赖于万物之母

不过，万物之灵始终离不开万物之母——自然界的，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文化创造的前提。所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现实存在的对象首先是自然界。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的现实对象化关系中创造出文化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与自然的现实对象化关系中，不仅有人对自然的投射（改造），而且还有自然对人的投射（塑造）。这种自然对的投射（塑造），主要表现为：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自在地在起作用的自然界仿佛是在自为的塑造着人、人类和人类的文化。例如：

华夏诸江流域

塑造出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恒河流域

塑造出的是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

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

塑造出的是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文化。

爱琴海区域

塑造出的是西方民族和西方文化。

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发生的影响

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会产生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在人类文化的发生期，尤为巨大。这种巨大影响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在人类产生到特定文化类型的整个过程中。具体表现是：

1．把人类文化既分化又综合为人类不同群体的文化；

2．决定着人类不同群体的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路向。

因此，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考察中西文化的发生及其后来不同的发展路向和特点时，就不能不要对中西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一番比较考察，弄清中西文化自然地理环境的类型，同时展示“大陆型”的中华文化并非是“封闭性”的文化，而“海洋型”的西方文化也不都是“开放”的。

中华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考察

华夏大地概述

地图显示，中华文化所赖于发生、发展的华夏大地是一个东面濒临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而内部又是以黄河、长江流域辽阔平原相毗连的地形地质复杂、气候气温多样、水系纵横交错的广袤疆土。

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创造中华文化时难于超越华夏大地向“外”拓展而可以向“内”孳乳，因为内部有广阔的天地可供回旋。因此，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华夏疆域内对自然所进行的“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也是这片疆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居民塑造的结果，是自本自根的。

不过，由于这片疆域内的地形地质的复杂和气候的多样，居住在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中华民族先民所面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具体条件不同。因此，在文化发生之初，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里创造出适应不同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集团的、部族的文化。

华夏大地的古文化区

据考古学，自公元前6000余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华夏大地就已经形成了如下的文化区：

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

以甘肃、青海为中心的黄河上游文化区；

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

以燕山为中心的燕辽文化区；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

以草原为依托的北方狩猎渔猎文化区。

华夏古文化区的整合

了解了这些文化区后，我们需要指出：

1．这些文化区，既是居住在这些不同地区的先民对自然的对象化结果，又是这些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他们塑造的结果。

2．这些文化区所塑成的相对独立的不同集团的、部族的文化，并非完全隔绝，相反，由于文化的本质是开放的，冲破隔离是文化发展的绝对要求。因此，这些相对独立的不同集团的、部族的文化，都自在地以当时所能获得的手段和所允许的方式进行交流，以致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先秦时代，构成了中华文化夏夷对举的格局，塑成了夏商周三代的五大部族集团的及其文化。即：

居于“中国（中原地区）”的以夏商周三代复合而成的华夏族集团及其文化；

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东的东夷族集团及其文化；

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西的西戎族集团及其文化；

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北的北狄族集团及其文化；

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南的南蛮族集团及其文化。

这些集团及其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华夷五方相配而又统一于“天子”的政治模式。

后来，又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辽宋金（西）夏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终于在元明清确立了当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格局。这再次证明了我们一再指出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是自本自根的又是多头渊源的。

正如前述，不少学者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华民族先民的“双向投射”关系上，将上述文化区形象地归结为“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的对立互补。

整合的条件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相对独立的不同集团的、部族的文化，是如何汇合成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的呢？自然地理环境在这一进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对此，钱穆先生有如下精彩的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不

同。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有的只藉一条河流，和一

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

如巴比仑之底格里斯河与阿付腊底河，但其实只好算

一个水系，而且只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

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

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

系，而且是极大和极复杂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

成许多级。如黄河长江是第一级，汉水淮水济水辽河

等可为第二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是第三级，此

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汾水相近的有涑水，

漳水相近的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

有沣水镐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国古代史上皆极著名。

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此诸水系上开始发展，

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整个大水系。······只有中国

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

的大水系，到处都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

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这一区域内的居民，一面

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到四围的天然屏

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

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的文化发展到相当的

程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

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

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

不同。

（引自《中国文化导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年版，第4至5页）

可见，华夏大地的多水系所造成的天然屏障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源头、多方位和多根系，同时也正由于有了这些水系才使到在各区域内自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次中华文化”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