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亮剑》不了解日本人,糊弄孩子

张正隆：《亮剑》不了解日本人，糊弄孩子

2008年10月15日09:48北京青年报

《枪杆子：1949》真实记录东北野战军入关南下的征战历程

当年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备受关注的军旅作家张正隆，近日推出了《雪白血红》的“续集”——《枪杆子：1949》，真实记录了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南下一直到解放海南岛的征战历程。

时隔二十年，信奉“秉笔直书”的张正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大量的采访对他来说是“必须”的，正如他所说，他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15年来，他遍访大半个中国、采访到了上百名军队人员和普通百姓的切实感受——他们对战争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保证了写作的客观真实与细节的充沛丰盈。

通过电话，记者专访了这位现居大连、甚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老人。口音浓重的张正隆有着东北人的直率，他看不惯眼下一些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糊弄小孩”的做法，如同看不惯出版商为吸引眼球，在新书的腰封上打出“封笔巨献”的字样来“忽悠人”。他甚至不满编辑擅作主张把书中的一些对话加上了引号，认为这一标点的改变，事实上已经违反了他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有的军事题材影视剧完全就是在‘糊弄孩子’”

张正隆可以说是第一个写作四野军史的作家，后来的电影《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显然受到他的作品的不少影响。甚至在林彪的刻画上，如林彪爱吃炒黄豆、沉默寡言、精于算计、对打了败仗的部下痛下杀手等等，也多少源自张正隆的作品。

记者：您是因为对四野的历史有兴趣和研究才开始写作“四野”题材的，还是因为一举成名后，更加专注于这方面的写作？

张：对于四野的历史，我原来知道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但是因为《雪白血红》的采访写作，让我觉得四野的历史里太有文章做了，一辈子也写不完。其他野战军也曾找过我，叫我写，我说人一辈子干不了很多事情，一个“四野”就够我写的了。

记者：最近军事题材走红，小说和影视都有不少这方面的题材，像近年很火的《集结号》、《士兵突击》等。有人说，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但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您是怎么看的？

张：我有多少年没有看电影了，我都想不起来了，哪有工夫呀？但《集结号》我看了。这部电影给我的震撼很大，逃兵的事情，在西方都很忌讳的，我们都能在银幕上表现出来了。

电视剧我通常也是基本不看的。《亮剑》播出时，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爸爸你看看吧，这个电视剧挺好。我一看，其实就是讲打鬼子的故事嘛，但作者显然是想象的，他不了解什么是日本鬼子。我觉得内地写抗战的常常是儿童文学，给孩子们看的，糊弄小孩，不真实。日本鬼子的军事素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在世界上都有公认。我采访过山东主力部队的一些老人，他们说，1943年前，中国军队的一个班一个排和一个日本鬼子拼刺刀，可能都拼不过。特别是先期侵华的日军，绝大多数枪法和拼刺刀功夫都令人想象不到。但1944年以后就不行了。小日本兵力就那么多，所以最后派出的兵中，有的十几岁，有的五十多岁。我当了一辈子兵，对日本鬼子仇恨归仇恨，但对他们的军事技术，却不能不承认。

我采访的老人中，一半以上已经故去

“当了一辈子兵”的张正隆擅长军事历史题材，尤其对于用文字再现曾经发生在他的家乡、东北那片黑土地上的战争风云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热情。到目前为止，他写作的近十部报告文学中，主角大多是四野的官兵。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有15年了。

记者：为何在近二十年后，才推出《雪白血红》的“续集”？

张：其实，1987年我采访《雪白血红》时，就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鼓励我写出来。很奇怪，四野南下的纪实，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

这本书现在是被“肢解”过的，本来写了60万字，后来删掉10万字，改了三四稿。原来书名叫《东方红》，意思是新中国是在血泊中诞生的。

记者：用了近15年时间，采访搜集资料，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里？

张：最难的是采访。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到现在，我写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不在了，有的即使活着，恐怕脑子也糊涂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

《枪杆子》采访的人不算多，但也不少于一百人。对每个人，我的采访不会是只谈一次两次，一开始时，因为不了解他的情况，无法提问，所以我就听他自己聊，班长、副班长、战友……一个个聊，聊完后，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找到想问的问题了。再谈个把月后，我也没啥嗑可唠了，以后就是随便聊天，今天天气如何、身体怎么样呀等等，有时不经意中，会唠出非常好的东西来。

文学就是靠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命。所以我写东西特别累。

记者：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封笔巨献”，有封笔的打算吗？

张：那是他们（出版社）瞎忽悠。我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儿早排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儿。他们这样写是为了宣传吧，莫名其妙，我看不惯，但没办法，他们也不和你商量啊。

我现在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抗联的书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估计年底出来。这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抗联是文学的“富矿”，你有十八般武艺都能发挥出来，但必须吃苦，才能走近历史。

历史是不可复制的，许多史学作者都有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困惑，历史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张正隆就写过一篇名为“历史是什么？”的自序，认为历史“只能尽可能接近，但休想复原”，自己能做的只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者：您善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军事历史题材，《枪杆子：1949》也不例外，采用这种文体是为了突出书中一些从未被人关注过的史实，也就是您所说的“历史中的新闻”吗？

张：所谓“历史的新闻”，其实按它自然的状态写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加工，一加工就完蛋了。有时候把原话录下来就好了。比如我写四野南下，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拿枪的敌人，而是水土不服，所有南下的老兵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我采访了很多人，写了一些自杀的人，他们可能打仗很勇敢，但却因为吃不上饭，生病，不想拖累部队，或者太痛苦，难受得自杀了。

但这个东西，所有有关四野南下的纪实、小说、影视全部都不写，莫名其妙。写战争并不是子弹从头响到尾，其中人性的东西，往往是最“抓”人的。

记者：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不免会有演绎想象的成分，您认为应如何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张：我觉得报告文学不能虚构，包括主人公的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都必须要有出处，否则不能写出。对话也一样。《枪杆子》里有些对话，原来我的稿子里是没有引号的，但后来出版社都给我加上引号了。加不加引号其实是不同的，给读者的感觉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即使有出处，也不一定可靠。有时候采访一个事情，这个人说的和别人说的不一样，甚至一个人昨天谈的事情和今天说的都有出入，如果非写不可，就得找到当时参加的几个人，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比如，写某次战斗，我方伤亡人数，消灭敌人的数字，如果没有准确的统计，各人说法不同，我只能写个大概数字，不能说准。

现在很多写抗联的影视小说或纪实作品，说句不好听的话，作者并不了解抗联。我为什么要和老人一谈就是两个多月，我要的是原生态的东西，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不光是军事方面的，比如老百姓家里年画摆设、穿着打扮，你还必须了解清楚，了解经济文化风俗等细节的东西。

记者：也就是说，您的报告文学可以当正史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