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地理意象_张伟然

张伟然文学中的地理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固有的概念。《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自此“意象”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思维工具。可是如同其他理论术语一样，古人对它往往不加界定，以致对它内涵的理解很不统一。鉴于此，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中为它给出了一个定义：“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51页）

这样一定义，“意象”的概念确实比较清楚了。只是，从思维线路来说，有点绕。既然“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那还有什么物象是没经过诗人主观加工的呢？

相对来说，倒是上引《文心雕龙》对“意象”的运用更简洁明快。历来注家都认为它“指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袁行霈先生语）。如此，它与英文中Image的涵义就可谓异曲同工了。

近十余年来，国内的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也颇为关注。

其直接渊源当然是域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的凯文・林奇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写作了《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时过四十年，中国先是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学者注意到此书，继之城市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学者跟进，于是乎“意象”也就成了国内人文地理学界的热词。

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故而地理意象，无论其是否符合观察者的审美趣味，观察者从思想感情上觉得喜欢、惊诧抑或厌恶，都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至此，中国文学中固有的“意象”与西洋舶来的Image概念不期而遇，异源而同流。

我接触这一问题纯属偶然。中学时虽然可算个文青，但奉父命选习理科，也就失去了读中文系的机会。大学时进了地理系，其时已在国内人文地理学复兴之后，然而老师们教的依然是自五十年代以降来自苏联的知识结构。比较偏重于科学训练，自然地理之外只讲经济地理。环境感知、地理意象之类，几乎闻所未闻。

一九九九年，我与林涓合作了一篇《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载《文学遗产》二○○四年第二期，20—27页）。那以前我注意到，文学史家对巫山神女的意象很感兴趣，但从未有人从地理角度加以探讨。甚至有人认为《高唐》、《神女》二赋并非写景，而是在“造景”（叶舒宪）。正好我在本科时选修过毛政旦教授开设的“山地气候”，课堂上毛先生用他一口的武冈乡音经常念叨“巴山夜雨”，还在黑板上画出多种原理图以示其意，其声在耳历历如

昨。因而该文从气候特征、地貌条件和社会状况三方面论证了巫山神女这一意象的地理背景。这是我有意识地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文学意象之始。

之后又陆续做了一些工作，其中自以为比较重要，也比较费劲的有二。其一是关于唐代的感觉文化区及其地理意象。此前曾以湖北为空间范围，做过一篇《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载《历史地理》第十六辑，166—185页）；到二○○一年，机缘巧合，于是借鉴谭其骧先生考虑问题的思路，做了一个对称的工作。即，在时间上截取一段，空间范围扩展至全国。结果是将唐五代的区域观念整理出了一个等级系统，并将各区域的文化意象做了一番清理。

其二是以禽言诗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一九九六年，我对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关于禽言诗的那篇著名长注感到疑惑。他认为禽言是“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由于修习过一点历史方言地理知识，我想求证在禽言的系统中，有无可能唐代的鸟说唐代话、宋代的鸟说宋代话。经过一番爬梳，将这一想法做了证伪。继之思考，为何禽言诗到唐宋以后才产生出来？从地域上考察，显然与自然环境深有关系。自先秦以降，历代诗人起先以北方人占绝对多数，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诗中反映的自然是北方的人鸟关系。中古时期，诗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南方籍诗人也愈益增多，将南方的人鸟关系带入文学创作，也就形成了禽言诗。

应该说，这一想法从逻辑上没有障碍；问题是，如何将它证实，令人煞费苦心。历代诗人籍贯分布比较好办，弄点统计数字加以说明就是。历代诗人的活动范围，这就比较麻烦，总不能也去逐一进行统计分析。更要命的是人鸟关系，要讲它在南北方有所不同，简直无从措手—当然可以从各地鸟类的种群结构入手，可是数千年中气候和植被不断变迁，焉知鸟类的种群结构不发生变化？总不能

等每种鸟类的地理分布变迁弄清楚了，然后再来探讨各地的人鸟关系吧。那可真应了一句古话叫“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了。

先师何业恒先生是一位历史动物地理专家，曾耗费十数年精力，梳理了二类以上保护动物在历代的分布变迁状况。可是，这些能说人话的鸟基本上不够珍稀。开头我以为它们只分布于南方，北方鸟类都不会说人话。《诗经》中开篇就是“关关”两声鸟叫，里面的鸟声无一例外地都是叠词或双声词，异常单调。可是，现代资料表明，秦岭淮河一线作为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东洋界”（可通俗地理解为南方）与“古北界”（北方）的分界线，其对动物分布的区隔作用并不十分明显。鸟类跨越这一界线而活动的更是异常普遍。古今鸟类种群结构纵有变迁，这一格局当不至于完全倾覆。

从二○○九年五月正式开始做这篇文章，近四年时间里，我一直为寻找一条清晰有力的技术路线而苦恼。多亏现在这个电子化时代。利用基本古籍库对历代禽言诗进行统计，发现宋元明清的禽言诗中，九成以上的禽言出自十六种鸟。而这其中，唐代及以前人能识别的只有布谷、杜鹃、鹧鸪、提壶等寥寥数种。这样一来，局势大为明朗：完全可以以这些鸟声的变化为线索进行探讨。这才算抓住了问题的手筋。

结果表明，唐以前，以中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诗人们之所以未能写出禽言诗，并不是没见过在后世能说人话的鸟，而是认为那些鸟鸣根本就不是在说人话。唐中叶以后，一些北方诗人迁移到南方，发现了鸟声在南方自然环境中的意义。受此刺激，宋代的南方诗人才创作出了禽言诗。尽管后来也有一些北方诗人继起而踵作，毕竟朝于斯、夕于斯的南方人对此道更加擅长，因而历代禽言诗人以南方诸省（尤其苏、浙）籍占绝对多数。

以此与稍早前出现的田园诗、山水诗合而观之，不难发现，地理经验堪称中国文学取得突破性发展的第一等动力。田园、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