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夏朝的法律制度常见问题

第一章夏朝的法律制度常见问题

资源来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一）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观点：这一时期，在商代考古发掘成果的影响下，学者以将商代作为有文字可考的信史的开始。因此，有关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基本上都认为始于商代。如，程树德的《中国法制史》（23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主张：“殷时有法律，已无可疑”；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14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说：“中国法律起源于殷代”；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10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也认为：“《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

20世纪下半叶的观点：自5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广泛运用与夏商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对传统法律起源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80年代以后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商代说。持这一观点的是吴恩裕（《政法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政法研究》1957年第4期）。他从考古学和考据学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国家起源于商代，而非起源于夏代。

2．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夏代说。这是法制史学界目前的通说。其理论根据是，中国奴隶制的国家形成于夏代，中国有阶级社会的历史自夏代开始。因而，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法律也起源于夏代。有关论著如：张晋藩的《中国古代国家与法的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政法研究》1963年第2期），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说：“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一般认为中国到夏朝（公元前21——前16世纪）便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国家的形成，法也就产生了”，“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形成了国家和法律”（8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3．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说。持此观点的有倪正茂的《论法律的起源》（《社会科学》[上海]1981年第1期）一文，认为：“法律不是起源于奴隶社会，而是起源于原始社会”，得出的结论是：其一，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着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习惯法；其二，这些习惯法大致涉及处理如下事项：财产及财产继承，婚姻，选举，氏族或部落内的人身侵害及复仇，部落间的关系等等；其三，越接近原始社会的彻底崩溃（即奴隶制国家的建立），这些习惯法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地带上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内容；其四，奴隶制社会初期，奴隶主阶级的国家认可上述习惯法，并加进新的内容，并用国家的暴力保证其施行，法律的阶级性至此占据了主导地位。持同样观点的论文还有：游绍尹的《略论我国法的起源》（《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薛其晖的《〈尚书·尧典〉法律思想辨析》（《学术月刊》[沪]1984年第8期）、李衡梅的《中国古代刑法渊源》（《江汉论坛》1984年第9期），王侃主编的《中国法律制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李启谦的《试论原始社会的惩罚制度》（《东岳论丛》1986年第4期）和钱大群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论著。

4．中国国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起源于黄帝时期说。持此说的主要是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人的论著。

（二）有关《禹刑》性质的争论

在夏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对《禹刑》的争论最多。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是《禹刑》为夏朝法律的总称，不仅有调整刑事法律方面的法律规范，而且也包含了调整所有权和宗法关系等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如，张晋藩、张希坡、曾宪义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薛梅卿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1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等。

二是《禹刑》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如，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三是《禹刑》是夏朝的刑事法律规范。如，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47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等等。

（三）有关“夏刑三千条”的不同认识

关于西汉初期《尚书大传》所谓“夏刑三千条”这一史料，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引为信史。如，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卷，32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即引之为夏代的法典；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上册，3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主张“夏刑三千条”可能为《禹刑》，但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张晋藩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法制史》（48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认为“夏刑三千条”即《夏书》所说的“昏、墨、贼、杀，皋陶之刑”。

其二，将信将疑。如，张晋藩主编的大专法律教材《中国法制史纲》（2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薛梅卿主编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材《中国法制史教程》（1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均是。

其三，为案例或由案例归纳而成。如，张晋藩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18页，群众出版社1982年）认为，“夏刑三千条”是夏朝“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案例，归纳出一些罪名，汇成”的；曾宪义主编的《新编中国法制史》（1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主张“夏刑三千条”可能是夏代判处各种刑罚的案件数目。

其四，通过考察“夏刑三千条”的源流，认为西汉初期的儒者以《尚书·吕刑》及《书序》为依据发挥出来的误论，后人以讹传讹，将之作为夏代法律史料（李力：《夏商法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法律史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