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类型的分类

从单一理想到经济实用

国家分类历来是政治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国家分类理论也历来是政治学重要内容，对国家分类理论的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认为：所有的国家分类理论基本是按这样的模式演绎发展，单一理想的国家分类理论——神学世界国家分类理论——必然而且实然的国家分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类理论）——经济实用的国家分类理论。

自国家产生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出现过具有某些不同特征的不同国家。由此，历史上和现代的许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学研究者们，依据某一个标准,对国家作过多种多样的分类。如有的按管理形式来划分，有的按国家结构形式来划分，有的按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有的按政治倾向划分或按宗教意识形态来划分，有的按地理位置来划分等等。同时，有的按一个标准进行划分，有的却按多个标准进行复划分。应当承认，不论依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国家，都有它一定的意义，也符合某一方面的情况。但划分国家都有一个本质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类型标准划分，因为其它任何分类标准的依据都不是国家的本质特征，按那些标准划分的国家类型，也就不能真正揭示各种类型国家在本质上的区别。当然，理解和认识用其他一个标准来划分国家类型在一定场合下予以使用，有着特殊的政治及政治学认知意义。

一、单一理想的国家分类理论

柏拉图可以说是国家分类理论的开山之祖，他的国家分类理论其基本性质是：分类标准单一——知识贵族（哲学王）是否为国家的统治者；目的理想化——对当时和存在过的国家进行分类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也不是为了“指导”以后的政治发展，而仅仅是为了他（柏拉图）的理想（智慧和哲学成为社会和人们的主宰和最重要的需要）。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体就是知识贵族执政的贤人政体，除此之外，其他政体都不是理想的政体：（1）斯巴达克式的军人政体，尽管以荣誉至上，但崇尚武力；（2）寡头政体，以财富欲望为标志，离理想的政体更远；（3）民主政体，以任性和激情为标志，与渴求财富相比显得更低下；（4）僭主政体，是最坏的一种政体，因为僭主永远以剧烈的激情和纵欲为生，是一种恐怖的专制。柏拉图认为这四种政体逐级蜕化势在必然，他在分析这四种政体时曾称赞过民主政体具有自由的优越性，但却又更多斥责过分自由的不良后果，认为从民主政体向僭主政体的蜕变原因正是过分自由所导致的政治野心家骗取人民的信任而夺取政权的后果。因此，柏拉图的国家分类理论是单一理想化的，其合理性就显得十分有限，不过，他的理论为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继承、批判、创新和发展，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150多个城邦国家政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提出了最早的国家分类理论。他首先按照掌权者人数的多寡这一条标准，把各种城邦国家划分为三种政体：一是君主政体，即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的城邦国家；二是贵族政体，指权力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的城邦国家；三是共和政体，也就是权力由多数公民控制的城邦国家。然后，他又根据掌权者谋求利益的不同，即施政目的，把所有城邦国家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大类，前者指以谋求城邦国家和全体公民共同利益为目的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都属此类，后者指三种政体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

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1）从这一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原话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还依据第三个标准“贫富或阶级”把城邦国家划分为僭主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三大类。

亚里士多德这一国家分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对欧洲政治学说产生了较大影响，西方古代、现代许多学者大多按他提出的标准尤其是第一条标准来划分国家类型。例如，在中世纪，有的人在亚里士多德分类的基础上，又加上一个神权国，即上帝（神）掌权的国家，用以解释中世纪的神权国家。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有的政治学者，如海德尔堡大学教授耶金内克，把亚里士多德的三类分法合并为君主国和共和国两类。他认为，凡是以一个人意志为国家意志的国家就是君主国家，而以一个人以上的意志为国家意志的国家则是共和国家。又例如布丹他补充说道：“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区别不在人数的多少。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为贫富的区别。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财阀）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政体，则一定是

如，君主政体划分为5个亚种，僭主政体划分为3个亚种，平民政体划分为5

个亚种。正是这种层层划分，使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系统而精致，对后世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神学世界国家分类理论

生活于罗马帝国末期的奥古斯丁（354—430）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把国家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上帝的信徒所建立的，由教会代表的“上帝之城”；一种是由犯有罪孽的人们所组成的“世人之城”分别简称为“神国”“世俗国”。神国起源于人们对上帝的热爱，其成员都是上帝的选民，具有善良的本性，依靠精神，轻视自身。世俗过起源于人们对自己的热爱，其成员都是上帝的弃民，其本性是堕落，依靠肉体，自私而轻视上帝，赤裸裸地追求权力，因而容易导致暴力与战争。奥古斯丁所谓的神国就是指基督教会王国。他认为神国的价值高于世俗国，因为上帝高于一切，所以他的国家具有永恒、普遍的正义，能够拯救受苦受难的人类。而世俗国的秩序是统治者的意志，统治者完全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侵害上帝的秩序，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的正义。由此奥古斯丁极力抬高教会，极力鼓吹神国之价值。奥古斯丁的两国论思想不仅对欧洲中世纪后相当长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现当代欧洲或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思想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例如，欧美一些资产阶级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者所鼓吹的民族优劣性和民族宗教等级性，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宗教信仰的歧视观念和歧视政策，都有奥古斯丁的两国论思想的影子。

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是一位主张改良的神学家他试图用理性取代神性，认为给人启示的不是神性，而是理性，只要信仰坚定，无需教皇和教士的帮助，可以直通上帝，上帝的与研究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事实上，闵采尔的神学理论不仅仅是攻击无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他在基督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³”闵采尔基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