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_樊星

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
樊 星
内容提要：1990年代，文学界对神秘文化的叩问大致体现为三股思潮：
一是“宗教热”持续升温，体现出重建精神家园、抵抗虚无主义瘟疫的
可贵努力；二是对各地神秘文化的神奇揭示，体现出探寻“东方神秘主
义”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三是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感悟平凡人生的神秘
感，由此超越“原生态叙事”。

关键词：1990年代 文学 神秘文化
谈到1990年代的精神气质，常听到的概括是世俗化。

诚然，现代化的发展在1990年代有了明显的飞跃。

“全民经商”的浪潮空前高涨。

但另一方面，与世俗化浪潮相伴而行的，是文学界对于神秘文化的进一步叩问。

这叩问在1990年代以后大致呈现出三重风景——
“宗教热”的持续升温
信仰，是不可思议的神秘。

信仰似乎发源于神示。

信仰也深深植根在人们的心中。

“文革”导致的“信仰危机”驱使人们重新回归传统的宗教。

史铁生就在1986年指出：“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

” 1
1991年，当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张承志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写出了感天动地的教史《心灵史》。

这本书渲染了信仰的伟力——
“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民性强悍。

除开神秘主义（即苏菲主义）外，没有什么力量能适合于这里。

”
“这里充满了神秘的传说。

人在这里非常容易碰上奇异。

”
※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
在这里，“信仰是唯一出路”，“在这里连科学也是软弱的”，“苏菲各教派的信徒们只相信神秘感，又相信自己的想象力和直觉，只相信异变、怪诞、超常事物，只相信俗世芸芸众生不相信的灵性……”作家为哲合忍耶教派几代人的反抗与牺牲所感动，也特别指出：“经济不等于时代。

”“正因为是在一个无信仰的中国，正因为是在一个世俗思维理论统治一切的中国，导师马明心和他的哲合忍耶才如此闪烁异彩。

”这样的批判虽然偏激（在1990年代，中国信教的群众已相当可观！），却与世人对于“人心不古”的感慨相通。

在记录那些“哲合忍耶”教徒的悲壮历史的过程中，作家还发现：“历史全是秘密。

……追求心灵的历史，有时全靠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

”这样的历史观当然充满了神秘感。

的确，历史的神秘感在于：那些“正史”常常被质疑；许多“野史”反而广为流传；无数的“历史之谜”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也是在1991年，信佛的贾平凹发表了短篇小说《烟》。

作品通过一个“三世轮回”的魔幻故事表达了对于佛教核心理念“古赖耶识”的认同。

所谓“古赖耶识”，亦译“阿赖耶识”，是佛法唯识学中的“八识”中的第八识。

意为一切善恶种子寄托的所在，与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相近。

《烟》讲述了一个人肉体毁灭以后灵魂不灭、转世成为新人的故事。

考虑到1985年以后随着“现代派”的扩散导致的“世纪末情绪”的流行，不妨将《烟》看成作家借鉴“现代派”的魔幻手法、但摒弃了“现代派”虚无主义世界观的一次成功尝试。

范小青曾经在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的“后记”中写道：“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入苏州，对苏州民风影响颇大，有人认为苏州人佛性甚笃……我以为，佛性与‘韧’，似乎是有联系的。

” 2到了1992年发表的《还俗》中，作家点染出信仰与人格的玄机：尼姑慧文在1950年代初被迫还俗后依然终身独守，平易待人，“虽然几十年前就还了俗，其实看起来和不还俗也差不多”。

而另一位尼姑慧明则在几十年里一直修禅侍佛，不问世事。

虽然其间几度受委屈，几度欲自尽，到底还是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撑到佛事重兴、故庵重建的一天。

两种人生，都写出了苏州人信仰的坚定、恒久。

不过，作家有意在故事末尾通过慧明在苦修后顿悟慧文更有佛性的点睛之笔，写出了佛教的真谛：本心清净，即心即佛，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小说之外，还有一些散文作品也显示了作家进入佛家境界的体验与妙悟。

例如何士光发表于1992年的两篇散文——《黔灵留梦记》在回想自己的坎坷人生时对于因果、心灵有这样的妙悟：“岁月愈是淀积，你就愈是觉着这心不可捉摸。

我们怀着的这颗心，究竟是什么呢？”“佛曰求心，禅曰开悟，道曰法道，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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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对心灵的奥秘而言”。

“佛老及诸先贤……均发现，构成我们这心灵的，是宇宙间的一种最本质的能量，佛把它称为‘真知’、‘实相’、‘实体’，道把它称为‘一’、‘道’或‘炁’。

这是一的一切和一切的一。

……于是我们拥有的这颗心灵，本来就和整个的宇宙万物相联系，具有宇宙固有的莫大能量，能穷究万物的存在，包容着宇宙间的所有信息。

”这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通往这种奥秘的途径，纯然是实践的和体验的。

……这种体验的完成和质的飞跃，只在一瞬间。

”还有《夏天的途程》，在描写自己与好友张贤亮的缘分时也有这样的顿悟：什么是缘？两个人的相识、投缘，“这一切是注定而必然的？或者只是随机而偶然的？又或者显得圆满一些，同时是注定而偶然的？”如果缘分来自前世，那么，“那遥远的、我们的目光窥视不到的地方，会是怎样的情景？……那遥远到无量劫的情景。

”一切都玄远而神秘。

最后的感悟是：理性是苍白的。

还是“随缘从分地走过去，并不猜测和畏惧那结果”。

顺其自然：在这佛家和道家的哲学交汇点上，闪烁出超越浮躁的淡定之心。

到1993年，何士光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是佛经开卷语。

作家在书中通过对人生之谜、包括特异功能之谜的探寻，表达了对佛家和道家智慧的认同。

“从‘迷’开始，而抵达于‘悟’。

”悟到什么真谛？“不变只随缘”。

而那“缘”，又富有多么难以言传的神秘内涵！
散文方面，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马丽华。

她在1989—1994年间出版了自己在西藏行走、体验、思考的长篇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表现出一位汉族作家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礼赞：那里的智者“所从事所擅长的是神秘主义的东方式智慧。

……他们的想象力又是超常的”，“那些非此地莫属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如此引人入胜”。

那里的史书、医书常常“充盈着人神杂糅之俗，浪漫主义之风”（《藏北游历》）。

“在充满神灵崇拜的雪域高原，天上、人间、地下，无所不在地充满了神”。

那里的人民相信“灵魂像风”，“灵魂与世界共生”，“一群这样拥有无穷时空的灵魂，一个消弥了有限界限和个体意识的群落……无所谓祸福，无所谓苦乐……崇尚自然，生命平等，贫寒而不自知，善待并同情天下人，而不管那些人如何优裕于他们”（《灵魂像风》）。

那里的淳朴民风、那里的虔诚信仰甚至使作家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建立一个世界上独特的阿里式的现代化文化（或：瑞士+西藏的模式）是否有可能？”（《西行阿里》）尽管，作家知道自己“不会皈依佛教”，但“仍被它的另一种境界所吸引，被它难以捉摸的、它暗示的永恒和渺无边际的空间所吸引”（《灵魂像风》）。

马丽华的这些作品，是当代“藏族文化热”的重要收获。

如此看来，1990年代之初，上述几部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看似偶然，其实是于冥冥中昭示了文学的精神的：无论是张承志那样慷慨激烈地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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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回归，还是贾平凹、马丽华那样含义深远地启迪人深思灵魂不灭的积极意义，或是范小青这样写普通人生命中佛性的根深蒂固，在世纪初的虚无主义情绪弥漫和世俗化浪潮渐渐高涨之际，都耐人寻味。

联系到稍后文学评论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可以看出文学界在世俗化的年代里努力守护精神家园的立场的。

文学，从神秘的生命体验、神秘的信仰坚守中发现抵抗虚无主义瘟疫的文学，虽然不再可能重新赢得1980年代曾经有过的辉煌，却在1990年代伊始，留下了超越时代主旋律（世俗化）的特别声音。

虽然，虚无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因此消亡。

虽然，世俗化浪潮照样日益高涨。

“文化热”的奇思与妙悟
1980年代，文坛就有过“文化热”的高涨。

到了1990年代，“文化热”也进一步发展到了神秘文化的深层。

韩少功在199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鞋癖》就明显超越了《爸爸爸》的批判立场，而转向探寻“秘史”的奥秘。

小说显然打上了作家的身世烙印：作家的父亲在“文革”中死于非命。

小说刻画了父亲去世后家中一系列奇怪“异象”——父亲坐过的藤椅无端发出声响；父亲用过的碗无端破裂……而母亲的性格也变得怪异起来，并且热衷于做鞋。

“妈妈的鞋癖到底是怎么来的？”在读了野史《澧州史录》，了解到乾嘉年间澧州山民曾经爆发过一场“乡癫”，后被镇压，六百多“癫匪”被断去双足以后，作家猜想：鞋癖是否来自那场悲剧？人们是否因为断足的恐怖记忆而对鞋子产生了特殊的“嗜鞋”心理？家乡送鞋的礼俗、送葬时烧纸鞋的风俗、还有做鞋的热忱……一切都显得神秘、怪异，也足以引导读者去追寻风俗之源、秘史真相。

此后，他在发现生活的神秘、有趣方面颇多收获。

他的长篇笔记《暗示》《山南水北》中常常闪烁着叩问神秘的智慧——例如《暗示》对“隐秘的信息”的发现（该书第一卷就题为“隐秘的信息”。

作家在该书的“前言”中也表达了写作该书的主旨：破除“意识形态危险驯化”，发现“意识隐疾”）；还有《山南水北》对神秘大自然的参悟（对于“草木的心性”的猜想，对于“这条船其实是有生命的”的发现，对于“预感”神奇的见证……），都使人感受到一颗对世间万物充满了好奇和求索的心灵。

1992年，蔡测海发表了中篇小说《楚傩巴猜想》，表达了对楚魂的追寻：“楚傩巴文化具有游侠式的浪漫激情，具有一种鬼怪式智慧，对世界作出超验的直觉的判断”，它是质朴的人性，是生机勃勃的灵感，是“不去中原的皇帝老子那里做太监”的个性立场，它还是“一个梦魂境界”。

然而，无情的历史还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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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通过联姻吞并了楚傩巴。

“楚傩巴从此分化成若干个别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

此篇从远古的浪漫楚魂中寻找神奇的想象力、绚丽的生命感，是“寻根”思潮在1990年代没有消亡的又一证明。

1993年，何立伟在短篇小说《关于刀的故事》也通过一个“有教养的和平主义者”因为得到一把刀而变得豪侠、好斗的故事，写出了人与刀的神秘关系：“这把刀的某种神秘凶险的魔力已经依附于我并且主宰着我了。

它在我的血管里奔跑，使我失去理智，变得好斗、凶狠、头脑发热，同时也蛮力无穷。

……这就是刀的意志”，而在将那把刀送人以后，才重新变回了一个规矩人。

如此说来，人常常是被物支配的么？如果物可以左右人的命运，那么，人的主体性又从何谈起？……如果说，《楚傩巴猜想》的神秘令人遐想，那么，《鞋癖》和《关于刀的故事》的神秘则因为深深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厚土而难以理喻，令人喟叹。

“楚文化”的复兴是当代文化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文学“湘军”的崛起以追求神秘、浪漫又富有现代派气质为特色。

对此，湖南学者凌宇曾经有《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一文作过精彩的概括。

其中就有这样的评述：“在对人生的深刻凝视中，我们的作家不能不陷入对人生与宇宙奥秘的沉思。

在这一沉思中，似乎承袭着属于东方民族的神秘主义影响。

”在他看来，这一思潮与“西方世界由于整个社会的危机，导致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渴望”，遥相呼应。

3 1993年的“陕军东征”，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一次辉煌亮相。

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也都散发出浓厚的神秘文化氛围。

《白鹿原》时时注意点染那部“民族的秘史”的神秘意味：其中有对于风水玄机的描写——在关于白鹿的神奇传说（那传说显然象征着传统与理想 4）与主人公白嘉轩偶然发现雪地下那株形似白鹿的植物之间，昭示了“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小说结尾写白嘉轩相信儿子白孝文当上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还有对于宿命论、对于“天命”的感悟与敬畏——老人关于“这个村子的住户永远超不过二百，人口冒不过一千，如果超出便有灾祸降临”的咒语为白鹿原多灾多难的历史所应验，而白嘉轩本人也在经历了大灾大难以后认定：“白鹿村上空是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此外，小说中关于朱先生“绝妙而诡秘的掐算”的描写也令人叹为观止……在这样富有神秘意味的精彩描写中，凸现了人生与世道的宿命感。

在纷乱的历史中，有没有定数？有没有天意？中国人是相信定数与天意的。

而定数与天意又是与所谓“客观规律”有着很不一样内涵的神秘概念。

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善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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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恶有恶报”，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谓“气数已尽”、“无力回天”……这些已经无数次为世事沧桑证明的俗语，都已经深深积淀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最后一个匈奴》。

小说从人种与地缘的奥秘切入，去猜想陕北作为现代革命根据地的玄机：很久以前，一个匈奴人与一个汉族女子的结合使“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种成长起来”，“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脚趾……一般说来，分裂为两半的脚趾的这位后裔，通常，他对土地表现出了更多的爱恋，他生性温顺……而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他们的性格像他们那眉眼分明的面孔一样，身上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他们永远地不安生，渴望着不平凡的际遇和不平凡的人生，他们对土地表现出一种淡漠……”。

作品开篇几度突出了“神秘”二字——从“匈奴人就这样……神秘地从中国北方的原野上消失了”到“对生命的崇拜高于一切……以一种神秘之力庇护着这一方苍生”……书中也多次点染了陕北高原上“大自然的神谕”、“陕北的地域文化中，隐藏着许多大奥秘”——给了陕北儿女以梦想的子午岭，还有黄河边上的乾坤湾，“据说，中华民族的阴阳太极图理论，就是受了这乾坤湾的启示”。

中国人讲“天性”，讲“禀赋”，讲“种气”，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讲“天启”、“天意”，都表明中国人“究天人之际”从而知天达命的神秘思维方式。

说到革命的文化原因，作家点出了历史的玄机——
鬼使神差，历史把这一次再造神州的殊荣，给了陕北高原，给了这块黄土地，给了这片轩辕本土。

……
按照传统的说法，毛泽东本人是一个法家，而按照同样的说法，陕北高原是一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

所以在这块剽悍而豪迈的高原上，毛泽东如鱼得水……毛泽东的踏入陕北高原，也许是一种天意。

如此说来：是人种、地缘、文化的综合原因风云际会，才成就了陕北革命的正果。

陕北高原“深厚、博大、诡谲四布、玄机四伏”。

这样的土地养育出的陕北人是“天生的叛逆者”，他们“未经礼教教化”，才能以“桀骜不驯”的精神“给奄奄一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一支强心剂”。

他们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有杨虎城，还有刘志丹、谢子长。

作家因此猜想：“也许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以及它将来的发展之谜，就隐藏在这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这轩辕部落的本土中。

”这样的猜想，对于揭示历史进程的风云激荡、高深莫测、九九归一，自有言之成理的独到之处。

《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都是大气磅礴的史诗，也都浸透了历史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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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感、机缘感、宿命感。

还有《废都》。

这部“当代《金瓶梅》”中多有描写神秘文化“神神道道”之处——从孟云房钻研《奇门遁甲》《邵子神数》等神秘文化典籍，参悟前世、来生的“定数”，善于测字、打卦到庄之蝶一面怀疑孟云房的“神神道道”，一面“心里却慌慌的”奇特反应，穿插于书中，既为一部“苦难之书”增添了一些神秘意味，也写出了在世俗化浪潮中载沉载浮的人们心理的紊乱。

到了1995年，贾平凹出版长篇小说《白夜》，对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批判锋芒是寄寓在对于“鬼气”的渲染中的。

作家自道：“太喜欢目连戏的内容和演出形式”——“阴间阳间不分，历史现实不分，演员观众不分，场内场外不分，成为人民群众节日庆典、祭神求雨、驱魔消灾、婚丧嫁娶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5于是，“人鬼不分”的深意就相当独到地点化出了作家对于社会乱象丛生的叹息。

小说中关于“再生人”似有若无的描写，关于“演目连戏通神鬼”的传说和奇闻，还有主人公夜郎因为自己属马而相信自己“一定是马托生的”奇思，以及人们谈论《周易》、佛理的玄奥感觉，连同人们关于人死后“能做再生人”、“鬼死了托变什么”的疑问，都使全篇弥漫着一层阴森的“鬼气”。

同样是表现陕西神秘文化，陈忠实、贾平凹的点染高深莫测，高建群的猜想则大气磅礴。

表现神秘文化，境界也有气象万千！
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藏族作家阿来出版于1998年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小说通过一个白痴的所见所闻，展现了藏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与衰落历程。

例如其中写藏人的信仰与风俗——“骨头，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与其同义的另一个词叫做根子。

”“……世界是水，火，风，空。

人群的构成乃是骨头，或者根子。

”再看他们的创世纪——
经堂里有画。

那些画告诉所有的麦其，我们家是从风与大鹏鸟的巨卵来的。

画上说，天上地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只有风呼呼地吹动。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风中出现了一个神人，他说：“哈！”风就吹出了一个世界，在四周的虚空里旋转。

神又说：“哈！”又产生了新的东西。

神人那个时候不知为什么老是“哈”个不停。

最后一下说“哈”的结果是从大鹏鸟产在天边的巨卵里“哈”出了九个土司。

小说中关于罂粟花战争的描写也闪烁着魔幻的色彩：那是一场神巫们的战争，颇似汉族传说中的巫师斗法、诸葛亮作法——
巫师们在行刑人一家居住的小山岗上筑起坛城。

他们在门巴喇嘛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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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形状怪异的帽子，更不要说难以尽数的法器，更加难以尽数的献给神鬼的供品。

……天气十分晴朗，大海一样的蓝色天空飘着薄薄的白云。

喇嘛们随时注意的就是这些云彩，以防它们突然改变颜色。

白色的云彩是吉祥的云彩。

敌方的神巫们要想尽办法使这些云里带上巨大的雷声，长长的闪电，还有数不尽的冰雹。

……
……我们的神巫们口里诵出了那么多咒语，我们的祭坛上有那么多供品，还有那么多看起来像玩具，却对神灵和魔鬼都非常有效的武器。

终于，乌云被驱走了。

麦其家的罂粟地、官寨、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又重新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了。

门巴喇嘛手持宝剑，大汗淋漓，喘息着对我父亲说，云里的冰雹已经化成雨水了，可以叫它们落地了吗？那吃力的样子就像天上的雨水都叫他用宝剑托着一样。

《尘埃落定》因此而富有神秘色彩。

这样的神秘色彩正好与小说的基本主题（超然世外的傻子常常比争权夺利的聪明人幸运）相映生辉。

而白痴因为傻却幸免于难，聪明人却由于费尽心机而遭遇不幸的主题不也富有神秘的意味吗？正所谓：“憨人有憨福”，“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日常生活叙事中的神秘
在世俗化的年代里，日常生活叙事必然成为众多作家聚焦之点。

一批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努力揭示出耐人寻味的神秘底蕴，由此超越了“原生态叙事”。

例如王安忆1990年发表的《叔叔的故事》就深刻写出了一个“右派”的多重人格和晦暗不明的隐秘生活。

其中写道：“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

”在“叔叔”成为名人以后，“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叔叔是不是真实，真实的程度如何”就成为了问题。

他善于粉饰自己，也善于征服女孩，擅长逢场作戏，游戏人生。

只是他不知道，他“为他的游戏牺牲了太多的东西”。

一切都捉摸不透。

韩东也很擅长写出日常生活中扑朔迷离的感觉来。

他发表于1992年的《反标》就相当真切地还原了“文革”中一群小学生因为教室里出现了“反动标语”而受到追查、人人自危、彼此怀疑的惶惑，而最终的结果仍是不解之谜。

追查“反标”是“文革”中一度相当常见的活动。

韩东同年发表的《单杠·香蕉·电视机》写性格怪癖的大学生给人的神秘感，以及他们在性爱方面的不可思议。

他的《同窗共读》通过一个女大学生对一位男生的观察、揣摩，写出了他们情感生活的紊乱，他们被似乎无伤大雅的谎言掩饰下的隐秘心态，以及事过境迁之后感到“那种神秘感”已经随风而逝的微妙感觉……都显示了韩东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窥探人生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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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平凡生活中的神秘看点的才华。

还有铁凝发表于1993年的《对面》，也通过一个人偷窥的眼睛发现了一位著名游泳教练、政协常委隐秘的婚外情，并从中感悟了这样的奥秘：“她使我领略到人在逃离了人类注视时那份无可比拟的自如的魅力，她在无意中教我学会了欣赏和疼爱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原来人类之间是无法真正面对着面的。

”述平发表于1994年的《某》也通过一个婚外恋故事揭示了化名、谎言在遮蔽真相方面的奇特作用：被背叛的妻子“永远也无法得知此事的真相了。

整个世界呈现出了那么一种梦幻般的情态，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呢？”“在无限的可能面前，我们的认知能力非常非常的有限。

”史铁生在1996年发表的《老屋小记》也生动记录了一个生活充满神秘感的U师傅的身影：她像一个影子，曾经是大学生，懂外语，一直未婚，因此而成为大家捉摸不透的谜。

“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

”只是，一切都密封在她的心灵深处。

小说后面有一节“浪与水”，颇有禅机：“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神秘启示……”“这人间，有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这样的遐思，耐人寻味，也令人感慨。

而池莉在1997年发表的《云破处》则通过一个家庭悲剧撕开了平静日常生活深处的残酷性：金祥、曾善美这对夫妇“善于把一切深藏心里，具有良好的自我平衡能力”，堪称“天衣无缝”。

可是，他们晚上却在谈论让彼此胆战心惊的话题中互相折磨，使各自的变态嘴脸暴露无遗，直至曾善美终于得知少年金祥竟然就是自家不共戴天的仇人，并因此杀死了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的丈夫。

在池莉的作品中，《云破处》具有特别惊心动魄的力量——她写出了神秘的可怕。

的确，日常生活充满了神秘：人们的隐私、人们的来历、人们那些匪夷所思的言谈举止和人生抉择、人们曾经有过的过错甚至不为人知的罪恶，还有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当作家们有意在一个个故事中剔发出假象与真相、外表与内心、猜测与事实、平凡与怪异、游戏与悲剧之间的重重玄机时，他们也就写出了日常生活的神秘性。

而范小青则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反复揭示过偶然的积极意义。

她说过：“在我的内心，有一种畏惧，是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还是对他人，我说不清楚，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畏惧。

” 6发表于1990年的《杨湾故事》就点化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运玄机。

当那些中学生为了当兵而施展种种手段时，他们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更不会知道最后出人意料如愿以偿的女同学入伍以后竟然不幸牺牲。

一切都使人想到了“无常”。

而这样的“无常”不也就昭示了人力的有限、争夺的无谓和命运捉弄人的玄机吗？作家1991年发表的《单线联系》在一连串阴差阳错的故事中揭示偶然改变命运的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