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天津的不解之缘(历史)

“大运河”与天津的不解之缘
天津是大运河载来的城市
天津历史学家认为“天津是大运河载来的城市”的说法是非常有根据的。

天津境内大运河全长约190千米。

历经千年，大运河在天津段留下众多不可移动实物遗产，包括运河河道；运河上的船闸、桥梁、堤坝等水工设施；两侧相关的地下遗存和历代沉船；沿岸的衙署官仓、会馆商铺、城镇乡村、古街古寺、古驿馆等。

2012年4月，在北运河北辰区张湾村段河道整治清淤改造工程施工中，发现部分船只木板和一些瓷器碎片，施工人员和当地村民立即将这一情况通过相关部门传递到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经专家初步鉴定，这些瓷器碎片应属明代，并初步认定该处为明代沉船遗址。

经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沉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共清理出明代沉船三艘，出土元、明、清时期铜、铁、瓷、陶、骨、木等不同质地文物及标本600余件。

为了给正在准备的“大运河”申遗提供重要实物证据，天津文物部门决定，将这次极为难得的发现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中一艘保存较为完好的沉船整体吊起，“打包”运回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这在本市考古历史上属首次。

该沉船整体吊装回室内后，经过第二次室内考古发掘，又有许多新的重要考古发现。

参与当年沉船考古的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主任梅鹏云介绍，北运河天津段是我国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记载的北运河修建于金泰和五年，目的是南粮北运，保障首都供给，此后元、明、清三代延续使用。

在那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金代钱币、元代瓷器、明代沉船以及清代至民国期间大量的生活器皿，清晰地反映出文献记载中北运河的始建与使用的历史过程，这些都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他还特别清晰地记得当年用加长车辆运送沉船到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盛况”，当时不少市民自发观看沉船的运输过程。

在对“沉船”进行第二次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天津市民每天都有上千人来到这里参观。

另一位参与沉船考古的专家盛立双介绍，当时天津大运
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已经启动，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留存与还原沉船及其周围环境的真实历史，那次考古，天津文物部门还聘请了国内权威的考古、文物保护专家、测绘专家、水利专家、文史专家等参与到工作中来，为科学发掘与沉船保护多方“会诊”，献策出力。

运河文化丰富多彩
天津是一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天津逐渐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

天津文史专家认为，天津不仅漕运发达，而且大运河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也十分丰厚。

1488年，朝鲜李氏王朝官员崔溥在海上不幸遭风暴袭击，在海上漂流14天后在浙江登陆。

此后，他由杭州沿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自己的国家。

在中国“旅行”了4个半月，行程4000余公里。

回国后，他用汉字写出了《漂海录》一书，这部日记体形式的著作，涉及明朝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中国明朝海防、运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要文献。

书中写道：
“运河自南而北，即臣所沿来之下水也。

白河自北而南，即臣所溯去之上水也。

二河合流于城之东以入海。

城临两河之会。

海在城之东十余里，即旧时江淮以南漕运皆浮大海复会于此，以达京师。

今则疏凿水道，置闸闭纵，舟楫之利通于天下。

城中有卫司及左卫、右卫之司，分治海运等事。

”可见天津的发展得益于海运河运的畅通。

九宣闸位于本市大运河最南端，是大运河流入天津的一道重要闸口，旁边至今还立有李鸿章书写的石碑，保存完好。

静海还有一处重要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独流镇的独流木桥，它是本市大运河上现存唯一一座木桥。

这座桥建于民国时期，长
31.8米，宽5米，桥两侧护栏材质为黄花松，下面有5个桥墩。

由于年代久远，腐蚀严重，为保护好老桥现已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石家大院也是运河上的一颗明珠，原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石元士祖辈漕运发家后定居杨柳青的住宅。

2006年，石家大院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辉煌一时的石家大院迎来了再次繁荣。

为了纪念大运河，国家邮政局还曾发行过一套《京杭大运河》特种邮票，在大运河沿线选择了与京杭运河有关的7个文化遗存，天津天后宫榜上有名。

三岔河口天后宫对漕运人员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天后宫已经成为天津民俗文化的发祥地和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逐水而居，因水而兴，天津大运河也用多彩的文化写下了一段丰富灿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