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与文化论文

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中国民间传说以其丰富厚实、绚丽多姿耀目于华夏文化，被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尤其是史学家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纷纷从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中去爬疏钩稽，以期获得社会的“正史”来弘扬史学“实录”精神的传统。

因而中华自有史官文化以来，就与民间传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民间传说在中国史官文化中被历代史学家广泛采用，但态度是谨慎持重的，有些史学家想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却又时时被它所缠绕。

人类有了历史，就产生了历史意识。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积累生产、生活经验，讲述氏族祖先的来历，纪念部落英雄事迹，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将其不断地承续下来，虽然当时有简单的文字符号，但脑记口述的民间传说却是史实保留的主要方式，因此远古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

战国初期成书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其编撰与孔子门徒有关。

在春秋时期，一些原来传承在口头的历史资料相继成文，并和过去一些史实一起广泛地传承开来。

当鲁国礼崩乐坏，典籍散失之时，孔子门人纷纷游说诸侯国，“或适齐楚，或入河海”。

他们从太史接受《春秋》，从乐官接受口头说唱，二者结合加上游说各国所听到的民间传说，这些都为《左传》的编撰准备了丰富的史学资料，也决定了这部史书对民间传说的广泛运用。

作为我国封建史学开创之作的《史记》，其作者的生活境遇及编撰通史体例的要求左右着该书对大量民间传说的采纳。

司马迁幼年时“耕牧于河山之阳”。

大约十岁到长安，博通“六艺”，涉猎各类典籍及先秦诸子、“百家杂语”等。

二十岁时远游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

此后侍从武帝出使过山西、甘肃、内蒙等地。

约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受命出使“西南夷”，安抚和视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天汉三年（前98年），在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时，触怒武帝，被判腐刑。

自此后他对社会及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将积累多年的史学文化、民间文化运用到潜心撰写的史书之中，《史记》中多处记录村野的民间传说即是例证。

他在阐述其撰史原则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他在《报任安书》中再次强调了他的史学观点：“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多次声称修写历史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观点，是对民间传说史学价值的充分肯定。

司马迁在清理上古史时，并非一味地去“网罗”，而是慎重地抛弃了民间传说中神奇虚幻的情节，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可信的成分。

他将中国史的上限“自黄帝始”，以《五帝本纪》为全书之首，认为庄子、屈原等文人著作及《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所载的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及生活的猜想，是无稽可考，不足为信，所以他抛弃了“古未有天地之时”的说法，可见司马迁严谨慎重的历史观。

他所坚持的远古民间传说欲有实物为证则为“信史”的观点一直贯穿在其修写的历史著作中，后人司马贞在为《史记》作索引后叙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太史公之书，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以旧俗风谣。

”如果说在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家受到“神学”思想及社会发展诸多因素限制而大量采纳民间传说是主客观条件使然的话，那么近现代史学家又如何看待民间传说呢？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历史学家，对先秦古籍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的史实进行辨伪。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神话传说的辨伪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该命题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之物愈放大”，“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古史辨”派史学家正是依据此理论，剖析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不少史料，辨别出不少真实可信的历史成份。

如大禹，顾颉刚先生认为他在周人心目中是最古的人。

然而禹原来是神，后来逐渐变为人，又变为夏后、舜之臣子，到孔子时代才有尧舜。

尧舜的翁婿关系，人们熟悉的舜禹的君臣关系那是后来才编成的。

“古史辨”派史学家们在辨伪上古史之真伪时，所选取材料绝大部分是典籍文书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

他们在对大量民间传说进行研究后得出，古史传说是神话演变分化的结果，并不反映真实的历史，但从人们的古史观念之变化中，可以看出民间传说产生时“社会制度和思想的潮流”，有助于“推翻伪史”，“明了真史”。

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作为考史的途径和方法，不容抹煞。

他倡导的用演进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化的民间传说，表明他继承了我国史学中传统的方法，他说“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所构筑的古史“新系统”，是建立在远古的民间传说基础之上的。

史学家徐旭生为复原中国上古史曾在大量的民间传说中进行艰苦的爬疏，他所撰写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主要方法是“在无限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几个有客观价值的标识，以为我们的向导”，“再将春秋以前的传说，搜集起来，看看他们中间是否有冲突。

如果有冲突，是否可以找出来一种满意的解释。

…这样渐渐也就可以把我们古史的间架大致地建立起来”。

徐先生集中对我国上古史中的炎黄集团、风偃集团、苗蛮集团、洪水神话、仲康日食、五帝起源等进行分析，并从黄帝以前的古史传说中分离出“信史”，建立起自己的古史系统间架。

在大量研究古史传说后，徐旭生先生写道：“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绝不是完全向壁虚造的。

古代的人不惟没有许多空闲，来臆造许多事实以欺骗后人，并且保存沿袭传说的人对于他们所应承先传后的东西，总是以为神圣，传说的时候不敢任意加减。

换句话说，他们的传说即使有一部分的失真，也是无意中的演变，并不是他们敢在那里任意造谣。

所以古代传说，虽不能说是历史经过的自身，可是他是有根据的，从那里面仔细钻研和整理就可以得到历史真象的，是万不能一笔抹杀的。

”尽管徐先生在该书中夸大了民间传说的作用，但他从上古民间传说中去梳理上古历史的作法是值得肯定的。

当代史学家郭沫若对民间文学的史料价值给以中肯的评价，他说“民间文艺家给历史提供了最准确的社会史料。

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

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

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郭老在他的大量史学著作中贯穿了这一思想。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史学家们从不同方面对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给予肯定。

虽然有些史学家夸大民间传说的史学价值，但他们利用鲜活的民间传说资料，并以考古新发现和实物为证据的史学精神，为复原中国上古史，还历史真象开辟了道路。

他们将民间传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一贯传统。

二中国史官文化保留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中国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重视，这不仅因为民间传说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民间传说还能填补历史发展的空白，以及纠正“正史”所载之谬误。

根据人类学、考古学资料获悉，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大约在180—175万年前，语言诞生约为50万年前，而我国文字的最早产生是在4—5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所发现的甲骨文。

那么在文字未发明以前的漫长人类社会的历史如何保存？原始人的生活生产状况怎样呢？对于通史学家来说，绝不会置这段历史不顾。

为了破译这段历史，史学家们将其目光投注在丰富的神话、民间传说之中。

他们在建立上古史的框架时，充分利用那些“信古”的民间传说材料，依徐旭生先生所说“必须是古的才去信，如非古的就不去信”，他所持“信古”标准是“以见于《诗》、《书》、《周易》的《卦爻辞》、《左传》、《国语》、《逸周书》、《论语》、《墨子》、《孟子》、《庄子·内篇》、《古木竹书纪年》等书的材料为第一等。

”徐先生本着恢复远古社会原貌的精神，剖述了不少上古“信古”的民间传说，在他的精心考证、绵密分析中，上古社会被复原得井然有序。

《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他的通史构架中，抛弃了黄帝以前的社会史实。

他在《五帝本纪》中打破了《尚书》中所记之事起于尧，将历史向前推至黄帝。

在《五帝本纪》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远古传说中的人物面孔和社会礼俗制度，如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禅让相承、典礼制度等。

这些上古丰富的民间传说中所留存厚实的社会史料，无疑填补了无文字社会历史发展的空白。

民间传说在无文字社会中的史学价值无可置疑，那么文字发明后，民是传说是否已失去了它在历史中的位置呢？唐代著名文史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史学价值相当高的文学作品《张中丞传后叙》。

该文采用大量民间传说为著名爱国将领立传补阙。

文中写道：“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

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所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首尾。

”对于许远、张巡，当时史书载“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说着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

对此论说，韩愈利用民间传说进行辨驳，“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

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

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

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弛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以矢所以志也。

‟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

韩愈这篇为历史人物正言之作，缘发于他夜读史书上所载录的谬误。

他在辨文中一方面利用当地鲜活的民间传说材料，另一方面还将民间传说与具体实物相印证，以此增强文章的历史性、可信性。

再看一则清史中对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的记载：“（康熙）二年，鲁王殂，三年（煌言）遂散迁其军，居悬澳。

悬澳在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

煌言结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

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知踪迹。

夜半，引兵攀岭人，执煌言及纶与部曲叶金，玉发，侍者汤冠玉。

”这则史料所载的事实有几个重大细节与民间传说相背。

清史所载张苍水被捕海岛为“悬澳”，当地民间传说为浙江象山县西南的花岙岛，然而当时任浙江总督赵廷臣在给皇帝奏疏中说：“知煌言现在悬山花岙”一语道破了清史中所载之谬误而佐证了民间传说的准确性。

史料记载张苍水上岛后只有少数几个亲信也不可信。

民间传说讲张苍水上岛后，修建了两堵巨大的城墙，并且在城里的山顶平地上有规模不小的练兵场，岛上由张苍水及士兵所营造的房屋、石壁、层层石垒之梯田至今犹存，如果仅为几个亲信，显然既不符合历史真实，更不符合生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