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体现的是“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因分科取士而得名。

翻阅历史的浩卷，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早创始于隋朝，于唐代被确立制度更加完善，在宋朝臻于完备，而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清代在沿袭明代的各种程式有所发展外，同时也是科举制度的终结，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是一种重要的文教制度，它通过选士的途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

科举制度能在封建社会沿用多年，确有其可取之外。

首先，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平民百姓与政治几乎无缘；汉朝以“察举”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这自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结果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等严重问题；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中正官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结果。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依赖地方官吏发现和推存人才，选才授官的大权掌握在士族地主手中，一般庶族地主难以出仕从政，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隋唐以后，实行开科取士，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士人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严格的考试入选为官吏，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从而使科举选官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

其次，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科举考试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注重士人的知识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从而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科举制度下，官僚和富家子弟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关系、雄厚的财力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基础而成为科举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科举考试程序的相对严密和应试对象的全民性，平民家庭出身的较之前者，其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因而所下工夫往往更多。“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其获隽的机会相对较多。可以说，从唐至清，科举制度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士人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不断的定期的开科取士，使得士人阶层不停地吐故(进入官僚队伍)纳新(接纳新的生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子进入官僚队伍，可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来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在施政时能给僵化的官僚体制增添生机，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腐化，抑制腐败。

第三，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不与此有关。如北宋的吕蒙正自幼被其父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山洞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

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特别是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因为他们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掌握治理国家的有关理论知识，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使官僚队伍保持较高的水准，也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

第四，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科技的繁荣。宋初对科举制的改革，最终取消了门第限制，逐步扩大了取士范围。科举应试范围的扩大，直接鼓励了世人读书的热望，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和带动，读书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社会上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大量增加，范围已不限于地主阶级，城镇一部分商人和少数富裕农民也有了一定的文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入仕，入仕的途径，主要靠科举，科举制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成为当时世人对科举制的一种普遍心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科举制遂成为读书和做官之间的中介，它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和应试勇气，从而也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印刷业的发展。

我们再看看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

其一，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答卷文体规定采用八股文体，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均有严格规定，若有不对，即不录取。八股文体始于明代，它的出现是明代统治者加强思想专制的产物，使读书人专心致志去读圣贤书，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异端邪说”，也是在科举考试实际应试、评卷和录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程式。它在科举考试中曾发挥过特有的作用，如防止作弊、易于评审，一定程度上能考验士子的基本功等，但它本身的弊端也很严重：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按照规定的程式作文，文字的运用受到很大的限制；文章的内容必须依照规定的传注，代圣人立言，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士子们为了中举入仕，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花费在研作范本上，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梁启超从救亡图存出发，痛斥八股误国害民：“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

其二，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