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

从上古时候起，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就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境内的洛阳，开封，安阳，都曾经做过整个国家的都城，为一时繁华之地。虽然黄河的泛滥和战争摧毁了人们一次次建立在这里的都城，但他们所创造的无数物品却存留了下来，所以河南的文物数量质量之高就不足为奇了。河南省博物馆是中国省级历史性博物馆。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路和人民路交会处。该馆前身是冯玉祥于1927年倡导筹建的河南博物馆，馆址在开封市。1928年5月，改名民族博物院，当年10月10日，展出各族人物模型100多具。后陆续接收安阳、开封等处历史文物，其中有很多甲骨、青铜器等稀世珍宝。1930年12月，恢复河南博物馆的名称。当时该馆陈列内容有自然、历史两部分，是一座综合性博物馆。1935年曾选送藏品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到英国伦敦展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将珍贵文物5200多件，分装68箱运往武汉，后转重庆。1938年开封沦陷，日本侵略军以“献铜”、“献铁”名义掠取铜炮、铁钟等文物168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定名为河南省博物馆，其任务以辅助学校教学为主。1953年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1961年，该馆从开封迁到郑州，新馆建筑面积 2.1万平方米，其中大小陈列厅20个，面积约 1万平方米，库房3862平方米。1976年改为历史性博物馆。现在的新馆是1998年刚刚建造的。1948年该馆在开封时，接收文物标本共11910件。原在重庆保管的文物，国民党政府选38箱运往台湾。另外30箱中的51件，拨交故宫博物院，其余的308件运回该馆。1986年，该馆有藏品11.6万余件，一级品259件。大部分藏品是在该省发掘出土的文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价值，如新郑裴李岗出土的椭圆形四足石磨盘和圆柱状石磨棒，是距今约8000年前的谷物加工工具，为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兽面乳钉纹铜方鼎，通高1米，是商代前期大型礼器；新郑县出土的春秋时代莲鹤方壶，通高1.26米；淅川县出土的“王子午”铜鼎有铭文84字，是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物。重要藏品还有战国时代的龙凤纹铜鉴，坐人漆绘灯，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陶建筑明器，北朝的刘根造像碑，隋代的白瓷围棋盘，唐代的三彩马、三彩俑，宋金时代的钧瓷器和乐舞砖俑等。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这座博物馆最大，内容最充实的展览。展览文物有1000多件，均属馆藏文物精品。在这里，有着两三千年历史的文物随处可见。沿着几个展厅一路走下来，你会发现河南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兴起和发展整个过程的一个缩影。史前文明的遗物，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汉代精巧的墓葬品，唐朝的唐三彩，宋朝的瓷器，在陈列品中都有精美的代表作。此外，它还有《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天地经纬》（古代天文学发展）几个主题展。博物馆的造型简洁有力，充满想象。它的外型酷似金字塔，但它其实来源于元朝建在河南登封市的古观星台。进入内部，会看到它的吊顶绘有完整的星空图，天气好的时候，阳光透过屋顶，人如同站立在星空之下，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现位于郑州市农业路8号。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轫之始。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

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

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日月交替，沧桑更迭。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

“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发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璨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莲鹤方壶，我国春秋时期青铜礼器，壶盖之鹤，既是莲上之鹤，又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被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这对堪称青铜时代绝唱的莲鹤方壶“姐妹”，现两件件藏于河南博物院。并蒂莲花劳燕分飞莲鹤方壶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现两件藏于河南博物院。它的发掘与保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23年，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一批钟鼎重器在经历了两千年风雨后，惊现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个普通的菜园。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的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数百件文物，是中国当时空前的特大发现。其中的近百件青铜器更为引人注目，史称“新郑彝器”。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开启了河南文物事业之路。有人这样说，“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国宝免遭劫掠、破坏，“新郑彝器”又几经辗转，费尽周折得以保存。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指示“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办理”。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马上就要登机飞往台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如神兵天降，救下了莲鹤方壶！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即便如此，还有部分“新郑彝器”被运到了台湾。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近126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2：青铜时代的绝唱专家认为，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是春秋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承前启后的器群，它承西周凝重敦厚之绪，启春秋战国清丽开放之先，它的出土使人们对中原文化的认识超越了传统金石学和古代文献的束缚，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走向实证、系统、区划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田野资料。古人在宗庙祭祀、飨宴宾客、婚事丧事中都要用酒，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新郑出土的两尊莲鹤方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高125.7厘米，口径横31.8厘米、纵26厘米。另一个高124厘米。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13万多件文物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收藏品，被公认为这个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河南博物院专家告诉记者：莲鹤方壶之所以闻名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青铜艺匠对鹤的铸造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就会振翅惊飞。专家介绍说，高大奇伟、纹饰新颖、结构复杂的莲鹤方壶，堪称春秋时代青铜工艺的佳作。它是用泥土作模型，经焙烧，翻制陶范，零件分别预铸，整体合铸而成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二十莲花瓣预铸，再与盖的主体范拼合浅铸，双耳及杯、腹四角飞龙，颈前后蟠龙以及二龙足，都是预先铸成，再与器的主体合铸。这种技术始于商代，春秋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莲鹤方壶是中国铸造工艺史上的杰出成就。有人说，莲鹤方壶唱出了一曲青铜时代的绝唱，因此，在2003年邮票《东周青铜器》中，莲鹤方壶赫然位列这一套七枚的“国家名片”的首位。3：鹤舞莲池，引领时代新风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变化。郭沫若先生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先生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东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4：朝晋暮楚，体现文化交融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铜器上。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楚地浪漫的风格，使许多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具有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这种韵致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反映在艺术造型上，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这件莲鹤方壶正是东周这一艺术风格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品。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佼佼者。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

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4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7年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通过展览，增强了该院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轨。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七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1、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00——17：00（16：00停止入场，17：00闭馆）。每周一（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闭馆；

2、请将背（挎）包存入寄存处；

3、展厅内请勿吸烟，请勿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

4、请勿在展厅内使用闪光灯；

5、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品进入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