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关于古籍的一些知识

关于古籍的一些知识

1.什么是古籍

古人写、印的书籍。一般指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历朝写本、刻本、稿本、拓本等。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也属古籍。

2.古籍的用纸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纸很快便取代了竹帛，而广泛应用于书写或印刷。桓玄废掉晋安帝以后，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纸的普遍应用起了催化作用。我国古代的纸张种类繁多，但用于书写和印刷的，主要是麻纸、竹纸和皮纸。麻纸分白麻纸和黄麻纸两种。白麻纸正面洁白有光泽，背面略为粗糙；黄麻纸微呈黄色，纸张亦比白麻纸略厚，但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这种纸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早在唐代，宫廷起草诏书就用黄麻纸，故后世又称“草诏”为“草麻”，宋、元（包括辽、金）刻本，不少都采用这两种纸印刷。

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所谓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宫室之名，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这是一种楮皮纸，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州。据说，这种纸要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贵，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

宋代开始用竹造纸，称为竹纸。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前集《简椠》条中说：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竹纸的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我国南方产竹，故竹纸多产于南方。福建的麻沙镇，不但印刷业发达，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所生产的纸即竹纸，称为“麻沙纸”，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纸。竹纸质地较脆。吴、越和蜀地的竹纸质地较好，南宋陈《负暄野录》认为越地的竹纸“甲于他处”，并且说：今吴人取越竹，以梅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盘骨

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这是说，吴人将越地的竹纸再行加工，制成了一种与蜀产竹纸质地相仿的竹纸。以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皮纸，也称棉纸，常见的主要是楮皮纸和桑皮纸，质地平滑、细白，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所刻《昌黎先生集》，就是用桑皮纸印刷，是现存宋刻的珍品。明清以来，造纸技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亦不断提高，著名的宣纸就是一种皮纸。以前多认为宣纸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今人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榆料的青檀皮。因这种纸产于安徽宣州府的泾县，故称宣纸。这种纸洁白，质地绵细腻，且有韧性，特别是其受墨性极好，故印书、绘画广为采用。后来的“棉连纸”、“料半纸”、“玉版纸”，都是宣纸的不同品种。明人毛晋汲古阁印书用竹纸，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见《常昭合志稿》)。毛边纸或毛太纸略呈米黄色，正面光洁，质地较脆，清乾隆以后的印本，多用毛边纸。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纸的新品种，如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又称桃花纸，质地细白，有较强的韧性，清初内府及武英殿刻书，多用这种纸印刷。再如太史连纸，只是颜色略比开化纸微黄，质地则很相近，清雍正间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古代造纸，由于主要是手工操作，技术不平衡，纸的质量亦各异，但大体掌握了麻纸、竹纸和皮纸的基本特点，对于考定古书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3.古籍的序跋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都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以今人习惯而论，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有时也称作序言、题记、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有时也称“后序”、“后记”、“题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就属此类。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赵序”、“钱序”等等，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而是在书后。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为《太史公自序》；

再如《汉书》一百卷，其最末的《叙传》，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汉王符著《潜夫论》三十六卷，末卷《叙录》，即其自序，也在全书之末。直到齐梁之间，刘勰著《文心雕龙》，仍遵循古例，全书最末一篇为《序志》，正是刘勰的自序。

在简册时代，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就是说，那时的书籍，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取阅不受原著篇目选后次第的限制，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而这种装订，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从阅读角度说，就已显得不便，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如杨雄的《法言》，其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总目》说，司马光注释《法言》时，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没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说明，至迟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

对于古籍来说，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山海经笺疏>序》，其中说：郭景纯(即晋人郭璞)注，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然晋人之言，已为近古。吴氏《广注》(即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毕氏(指清人毕沅)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加以笺疏，精而不芜，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余览而嘉之，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