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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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困境与出路

8月17日,美国再次对华为升级限制,试图切断华为的供应链,目的是为中美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施压,还是忌惮中国5G技术的绝对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恐惧,是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在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崛起,并重塑世界强国形象而恐慌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华为成为这种恐慌的受害者。

华为的5G 技术至少在世界上领先对手一年,从而让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世界大环境下,华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既有“木秀于林”受大环境影响的被动性,也有民营企业冲破国家纷争解脱困境的立足点和灵活性。

华为目前面临的是系统性风险和局部风险并存。历史经验,当年美国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感到不满,对日本下手打的口号也是对日贸易逆差让日本占了便宜,进而迫使日元升值,提高对日进口关税,并惩罚日本企业。今天,华为和中兴通讯的遭遇,就像80年代日本大企业在美国的遭遇。因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冲突,跨国企业成了祭旗的靶子,这是系统性风险。而企业由于跨国生意和在美国设有分支机构,受制于美国法律约束因而给了美国可乘之机,为整个国家买单充当美国的拳击布袋,这是局部风险。

中美之间今天的贸易战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中美之间长期全方位竞争与对抗,华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应该起不了

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华为受益;关系不好,华为也不会是打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或压舱石。

在这种情况下,华为要向世界表明,它作为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是蝴蝶与森林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的大局不是举足轻重,力争最大限度降低系统风险对自己的影响。同时,面对加拿大的引渡和随之而来的美国刑事诉讼,华为应当动用两国的政治、法律人脉以及社会舆论,全力以赴,应付官司和指控,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解决局部风险。

美国的贸易保护与对外国企业的打压由来已久,美国根据1974年出台的《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曾经对日本发起了几十次“301调查”,范围包括汽车、钢铁、电信、半导体、制药等。倍受影响的公司有日立、松下、日本电气、索尼、东芝和富士。

美国的目的要么是逼迫外国政府在贸易、汇率、关税等方面做出让步,要么是逼迫这个公司做出让步给美国竞争对手更多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

法国的阿尔斯通前高管Frederic Pierucci,在美国被捕,相继,又有至少三名阿尔斯通员工被美国当局逮捕,通过不断抓人对该公司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尽管阿尔斯通老板否认美国的司法压力与促成通用电气资产交易的关系,最后阿尔斯通的高层签字将公司资产出售给通用电气。

对华为这样拥有先进技术的国际大公司制裁的做法,是出自美国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手段。中国有句古语“国弱民受辱,家贫子受欺”,那些社会的“先知”标榜的美国自由贸易,司法公正,就闭嘴吧。

近看,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争端,看似被动应战,实则进退有据,具备讨价还价的底气。也就是说,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调。

毕竟美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

然而,跨国企业的局部风险还是存在的。美国对华为以及华为高管的起诉,应该让其他中国的跨国企业警醒。

长远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有大力发展教育,科技立国,发展实体经济。房地产,全民娱乐救不了中国。中国需要民心所向的“国家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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