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宋鲁郑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美国驴象之争），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以下特点：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

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

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2.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

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的妥协。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

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3.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4.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