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作者：师力斌《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20日13版）杜甫诗歌是古典诗歌的宝藏，也是百年新诗的宝库。杜甫既是经典的旧诗人，是森严法度和完美形式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个新诗人，是自由诗人、实验诗人。杜诗给新诗以诸多启示，唯有打破新诗古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诗的意义上讨论新诗的发展问题，方有出路。

诗与好诗

正大与细小载道与言志真实与时代继承与创新格律与自由实验与分寸感

新世纪初，诗人王家新曾说，“这时再回过头来重读杜甫、李商隐这样的中国古典诗人，我也再一次感到二十世纪的无知、轻狂和野蛮。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沉痛、仁爱和悲怆来感应这样的生命，就如同我们对艺术和语言本身的深入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那样的造化之功一样……我们的那点‘发明’或‘创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几乎算不了什么。”

我特别认同王家新“回过头来重读杜甫”的说法。“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宋代陆游说出了诗人的一个重要心理，杜甫仍活在许多诗人的心中。除了大量旧诗界的“杜粉”，新诗界“杜粉”也不在少数。

20世纪20年代，诗人李金发表达过这样的想法，“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李金发这种想法不知道有多少新诗人有过，但没有真实表达过。五四以后，新诗好不容易从古诗樊笼中挣脱出来，说再见还来不及呢，哪有心思再谈旧诗，特别是再谈旧诗的“总头目”杜甫。仔细阅读就会发现，百年新诗有一个“避杜”情结。新诗人中，学李白者有之，李商隐者有之，温庭筠、陶渊明、王维、姜夔者皆有之，唯独少谈或不谈杜甫。冯至热爱杜甫，可是从冯至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很难感受到杜甫诗艺的影响。闻一多崇拜杜甫，本来最有希望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方面，获得新诗现代性的平衡，并结出大成果，却选择了一条颇为可疑的道路：回到格律诗。我个人认为，闻一多学杜甫、学古典，非但没有学对，反而学偏了。他仅仅看到了形式规范、法度森严的杜甫，没有看到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杜甫。这不能不说是新诗继承传统的一个偏差。

杜甫为新诗准备了丰富而珍贵的藏品，百年来鲜有用者，殊为可惜。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些问题反复出现，或许杜甫的诗歌能给予启发。

人间要好诗。诗可以没有标准，但好诗一定要有标准，尽管这种标准是相对的，历史化的。口水诗，“乌青体”，相当数量的“梨花体”，绝大多数的网络诗歌，可以叫诗，但不能叫好诗，因为诗圣杜甫正穿透历史的眼光看着我们。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提到“好诗”概念：“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他举了几个例子，“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都是杜甫的诗句。他还特别表扬了杜甫《石壕吏》“寥寥一百二十个字，把那个时代的征兵制度，战祸，民生痛苦，种种抽象的材料，都一起描写出来了，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新诗中好诗的例子，胡适又举沈尹默两首作比，认为《赤裸裸》“是一篇抽象的议论，故不成为好诗”，而《生机》“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他却能用最具体的写法，故是一首好诗”。

胡适提出的“好诗”概念值得重视。从他反复以杜甫为例就能看出，他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就是杜甫的诗。胡适之前，千年历史中，一大批诗人都持这样的态度，从元稹、白居易，到韩愈、李商隐，再到苏轼、王安石、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到南宋文天祥，元明清诸诗人，一边倒地认同于杜甫。近现代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钱钟书，到叶嘉莹、吴小如等学者，以及洪业、宇文所安等海外汉学家，也全部认同于杜甫。这个名单可能是比任何一个文学评委会、专家委员会都要权威十倍的阵容。

我们不要求一首新诗像杜甫其诗那样格律严谨、形式整齐，但可以对照其思想境界的高下，可以对照诗歌技术的优劣。杜甫有宏阔的宇宙意识，新诗有没有？杜甫有浓重的家国情怀，新诗有没有？杜甫有深切的人道主义和草根情结，新诗有没有？杜甫每诗必炼字，用字精当新奇恰切，新诗有没有？杜甫有非常精炼的句子，新诗有没有？杜甫有高妙的时空技术，新诗有没有？如果说思想是虚幻的，思想境界无法复制，那么这些技术是硬指标，不可不谈。新诗绝不可拿新诗旧诗的区别来搪塞。若言新诗无标准，只能说这样的论者坐井观天，底弱心虚。

正大与细小

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地“大”呢，还是独抒性灵地“小”？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江汉》《望岳》可谓宏大，《舟前小鹅儿》《客至》《见萤火》当属细小。他的诗，无论介入还是超脱，无论关心国家还是隐入山林，为何总令人感动？他是如何处理大与小的关系的？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皇帝大臣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小黄鹅、小萤火、蚂蚁、桃树、古柏、新松，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民族、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写吃喝拉撒、写梦境幻想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载道与言志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的传统分为载道派与言志派。新诗似乎有这样一个怪圈：载道就不可能言志，言志就会抵触载道。讲政治，艺术就会受影响；重艺术，政治就会退居一旁。杜甫则超越了这个怪圈，他的实践证明，对优秀诗人来说，载道并不必然影响言志抒情。载道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与生俱来，每一首诗自然都是载道，所谓“每饭不忘君”“致君尧舜上”“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并非咸吃萝卜淡操心，也并非故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新诗史上曾经提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有过“抗战诗”热潮，要求诗歌载道。于杜甫而言，他已经下乡，已经入伍，已经抗战。《三吏》《三别》《北征》就是最好的抗战诗。于他而言，家国情怀就是他的个人情怀，个人感受就是他的天下感受，载道与言志，自然而然，没有冲突。杜甫诗歌的政治关怀，只比一般诗人多，不比一般诗人少。叶嘉莹发现杜甫的道德感同“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喻之诗的道德感不同”，韩愈、白居易“往往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已；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

杜甫诗歌的实践说明，载道是一种政治情怀。当诗人真正拥有了这种政治情怀，与言志的冲突自然就得到解决。只不过载道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言志的难度，因为它要求思想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更复杂，面对和处理的经验也更深广。处理一个时代的复杂心理远比处理一己之感受要困难复杂得多。

真实与时代

我经常会觉得许多新诗写得假——假隐士，假田园，假教徒，假美学。这些诗所呈现的时代感与我们这个时代脱节，不像现代，像古代；不像华北平原，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不像道观庙宇里的高僧大德，倒像是书画店里急等顾客上门的文化掮客。

1917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钞袭；其完全钞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胡适对唐宋古文运动的理解，非常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文学。胡适指出，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