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承载的红色记忆

滇越铁路承载的红色记忆
――－纪念滇越铁路建成100周年
前言
今年，纪念滇越铁路建成100周年，这条在上个世纪有着巨大影响的铁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它所承载的丰厚人文精神财富，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其蕴含着的革命精神红色记忆将永久留存于后人心中。

一、大革命时期沿滇越铁路燃起的革命星火
早在1925年11月1日出版的革命刊物《革新》第三期《云南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提到滇越铁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它“是法帝国主义者吸收现金的机关”
1926年，北伐战争风起云涌，党又派云南祥云人王复生回云南建党，他从越南海防市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河口时，因敌人盘查严密而未能入滇，也只好返回广州。

王复生(1896～1936)，1916年春入北京大学文科预备班。

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6年8月15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被日军杀害。

1926年3月18日，李鑫在北京参与负责组织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妥协投降日、俄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亲历了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

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新滇社总社于1926年7月从北京迁往广州。

这时，李鑫在北京农业大学刚毕业。

新滇社的负责人及大部分社员已纷纷投奔革命中心广州，作为新滇社的负责人之一，李鑫也于8月赶往广州，到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大沙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政训班听课，广泛与很多云南籍同志接触，并认识了毛泽东，彼此有过短暂交往。

之后，经毛泽东推荐，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委派李鑫回云南开辟党的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李鑫交代了三项任务：一、筹建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云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工农运动；
二、帮助建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三、做好统战工作，联合各界人士，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反动统治。

李鑫在广州不到一个月，即担负起回滇建党的重任了。

并由毛泽东圈定人员。

毛泽东当时就圈定由李鑫任主任，干事是周霄、黄丽生。

李鑫未进过农讲所，周霄、黄丽生可是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毕业生。

1926年11月7日，这天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周年的纪念日。

有几个热血青年在昆明，在彩云之南精心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组织从这一天起开始在云南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天晚上，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4人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39号周霄家里召开云南的第一次党员会议。

会议由李鑫主持，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陈延年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由吴澄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并把周、黄两家的住宅作为特支的日常工作机关。

第二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云南的革命斗争，又再从广州派回王德山、赵琴仙（女）、杜涛等十几位同志回云南工作，并在特支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

1926年，中共中央从广州派李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云南，
早在1926年11月7日，李鑫、吴澄等云南早期中共党员汇聚节孝巷，召开了第一次中共党员会议，建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支部。

1889年蒙自被法国辟为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使个旧锡矿迅速成为法、英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的对象。

个旧锡矿是云南工人最为集中之地，1927年底就有13万人，加上滇越铁路、个碧铁路工人，这个迤南的核心地区早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中央和云南省临委都认识到在个旧锡矿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如同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所说：“个旧像口大锅，如果这口锅沸腾起来，整个云南也将沸腾起来。

”
1929年5月16日，李鑫、戴德明、杨逢春、巨柏年在蒙自西门外石墙子英勇就义。

李
鑫牺牲时年仅32岁。

1927年12月16日，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在其工作计划中就明确滇越铁路作为其工作重点，明确提出：“1、滇越铁路，应以昆明、宜良、芷村为中心，宜良、芷村每处派两个工作去进行组织。

2、滇越铁路工人，有安南（越南）籍、广东籍、云南籍三种，在发展中，在面要排除他们的界限，同时又要注意到这样关系。

3、滇越路的工运，除了经济斗争之外，还应该注意自由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4、滇越路的工运，同时要注意发展安南（越南）的工运，由路线上发展到（越南）东京、海防，由安南的工友，发展到安南普遍的工运。

5、个碧铁路以碧色寨、个旧为中心，蒙自工作现已有基础，个旧、碧色寨当各派两个工人同志去主持。

”
1927年7月，中共云南省特委派到蒙自火车站机修厂工作的中共党员巨柏年在工人中组成“劳工堂”继后。

随后《云南临委对于云南工作及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2月16日）（二）工人阶级之数量及质量2、铁道工人——滇越、个碧铁路工人有数千人，握有全滇交通，并且滇越铁路是法帝国主义的，工人易于团结。

1928年1月中共党员刘林元奉派到滇越铁路芷村车站工作。

同月，中共党员魏秉礼由个旧转到蒙自碧色寨车站工作。

本月中共党员杜涛率小东山村农协会员、省临委党员训练班学员部分工人、城防团兵约200余人包围黑龙潭火车站救出高自明，这就是闻名全省的“小东山暴动”
1928年4月，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云南工作情况，滇越铁路芷村路警分局长中共党员王任初（王培渐）为王德三办理出国护照。

王德三到达上海后，被中央指定为云南代表，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6月1日，滇越铁路、个碧铁路工人代表会在开远车站附近工房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蒙自、芷村、宜良、开远等地铁路工人代表20多人，省临委委员李鑫到会讲话，会上成立了云南省铁路总工会，刘林元被当选为主席。

7月中共芷村车站党支部成立，刘林元任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先后发动和领导芷村铁路工人进行了8次斗争，取得胜利6次。

1928年10月，中共云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离滇越铁路芷村车站不远的查尼皮村召开。

12月王德三到迤南巡视，出席了蒙自、个旧、阿迷（开远）、芷村等支部的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

1929年2月，中共蒙自火车站党支部成立，巨柏年任书记。

3月蒙自火车站党支部发动和领导了个碧石铁路全线员工要求加薪的罢工斗争。

我们要说在这条铁路通车仅仅15年左右，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这一工业化组织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劳工们在这一大生产的组织中，相互团结和用纪律约束并统一全体思想，在工作的各方面极为重视和关注——滇越铁路。

在沿滇越铁路开展革命斗争过程中，一批云南的革命先驱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如1928年10月25日在芷村铁路桥被捕的中共党员杜涛，1929年5月2日被反动派杀害时，年仅28岁。

中共云南党组织的创建者李鑫，以及云南早期的中共党员戴德明、杨逢春、巨伯年，先后在沿滇越铁路的斗争中被捕在蒙自遭到杀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二、抗战时期沿滇铁路中共越共并肩战斗历程
1938年12月,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第二次来中国，先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

为了推动越南革命,胡志明在延安只住了两个星期便离开了,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到靠近越南的中国南方一些省份进行活动。

胡志明到桂林后，化名胡光，以八路军二等兵的身份，随同叶剑英离开延安南下来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胡志明到桂林后，与大部分同志住在城北路莫村的军需物资转运站。

在桂期间，办事处的同志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家只知道他是从苏联回国的同志。

胡志明当时是办事处救亡室的名誉主任，主要
负责物资转运站的卫生检查和办事处内部机关小报的编辑、出版和墙报工作。

1938年11
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仿效共产党的办法，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同时要求共产党能够派出干部讲授游击战术。

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由叶剑英带领一批力量参加。

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担任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并从桂林“八办”挑选一批教官和工作人员前往南岳。

第一期于2月15日开学，5月15日结业。

第二期于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

胡志明以化名胡光参加了二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他住在南岳古镇的一个地主庄园的橘子园里。

这里设有电台，胡志明以“八办”新闻台少校员的身份在电台负责收听外语新闻广播。

八路军办事处让胡志明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在西南一些地方活动，以便他进一步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为越南革命作准备。

1941年，越南国民党将海外办事处由南京迁至昆明，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

1942年元月，因驻昆场所遭日机轰炸，又将海外执行部迁至开远。

为了充实干部，越南国民党先后在滇越铁路沿线的昆明、开远开办三期党员干部训练班。

此外，还在开远、宜良两地成立越南青年自卫团。

为防止日军沿滇越铁路侵入云南，中国军队为此部署了重兵于滇越铁路云南段沿线。

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军队在云南方向防御日军入侵的两个重要防御方向之一（一个是滇缅甸公路，一个就是滇越铁路），在国家战略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胡志明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到中国的次数最多，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最长，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1944年，胡志明在中国西南和中越边境地区一面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面为越南革命做宣传、组织和培养干部工作。

１９４０年初，胡志明到了重庆，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越南共产党就在昆明成立有党的秘密机关“海外部”。

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胡志明于１９４０年２月到昆明，由于滇越铁路沿线和昆明当时居住着不少的越南侨民。

印支共产党很早就是昆明和滇越铁路的越侨中建立了组织。

在昆明的印支共产党海外部，还办了一个小报名为《同声》。

胡志明与越共“海外部”的冯志坚、武英、黄文欢（化名李光华）接上了关系。

胡志明随后在昆明和滇越铁路沿线指导越南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活动。

1940年2月底的一天，化名陈先生的胡志明来到武英在昆明工作的永安堂公司，找到了武英。

随后，武英将胡志明带到越共“海外部”的秘密机关，会见了冯志坚和黄文欢。

胡志明来到昆明后，起初，由越共“海外部”的同志安排住在昆明金碧路77号越侨宋明芳寓所。

后来越共“海外部”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联系，把胡志明安排在华山南路67号生活读书出版社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住。

这是里外相连的两间屋子。

外屋是书库，为办理书籍发行邮购的地方，里屋是卧室。

卧室又分为里外两间。

胡志明住里间，外间住的是生活读书出版社担任发行工作的青年方士新。

胡志明对在云南的越侨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就常到冯志坚同志处指导“海外部”工作。

胡志明认为前些时候云、贵支部领导的铁路工人罢工只单纯提出反对法国当局不为中国运送武器，而未看到借此机会应当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日和提高对革命的认识。

因此，他建议以“越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在河口至昆明沿线散发传单，号召越侨反法和支援中国抗日。

在胡志明到来以前，黄文欢（化名李光华）等已经取得与云南的中共党员陈方、马子卿同志的联系，在胡志明的促进下，相互间的联系就更加强了。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加强云南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贯彻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审查党员、巩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马子卿、何礼参加云南省工委领导班子。

调整后的省工委由马子卿任书记，直至1941
年6月撤回南方局。

胡志明在我省革命斗争活动历史。

上世纪30年代，在法国人经营的滇越铁路有大量的越南工人，当时，胡志明、黄文欢都多次经滇越铁路到昆明在越南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要与越南同志，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从此，胡志明与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在滇越铁路沿线开展工作，曾派党员邵旗星持胡志明的密码介绍，到芷村铁路机车修理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2月，胡志明又一次来到昆明，住在昆明金碧路77号越侨宋明芳的寓所，指挥当时的越共海外部（越南共产党在昆明的秘密机关）开展在滇越侨的工作。

上世纪30年代，在法国人经营的滇越铁路云南段雇用了大量的越南工人，当时，胡志明、黄文欢多次经滇越铁路到昆明在越南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要与越南同志，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从此，胡志明与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在滇越铁路沿线开展工作，曾派党员邵旗星持胡志明的密码介绍信，到芷村铁路机车修理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2月，胡志明又一次来到昆明，住在昆明金碧路77号越侨宋明芳的寓所，指挥当时的越共海外部（越南共产党在昆明的秘密机关）开展在滇越侨的工作。

当时越共海外部的负责人有：黄文欢（当时化名李光华）、冯志坚、武英等，他们与中共党员陈方、马子卿有密切联系。

此间，胡志明以昆明为据点，昆明市华山南路67号“生活读书出版社”(现为89号)的楼上,这就是他经常居住工作的地方，他在这里领导了蒙自、宜良、开远等沿滇越铁路的越侨的革命工作。

1940年5月初，胡志明在昆明旧居秘密会见了从越南来的范文同、武元甲和裴德明。

根据当时的形势，胡志明决定介绍他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在昆明等待动身期间，胡志明的指示越共海外部组织冯志坚、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学习《联共党史》。

1944年底，胡志明再次来到昆明，他在昆会见了陈纳德，与其商议了建立救助在越南空降的盟国飞行员的救护站事宜等。

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经常到昆明来从事救亡活动，他每次来少则二三个月，多则半年。

胡志明建议,以1939年在昆明成立的“越南民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名义,在滇越铁路散发传单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发动越侨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胡志明还一再叮嘱自己的同志，一定要加强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联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开展工作。

为了使印支共产党在越侨中更好的开展工作，1940年4月间，胡志明还与冯志坚到滇越铁路沿线的蒙自、宜良、开远、芷村等车站进行活动，其中在芷村车站活动的时间较长。

1940年5月，当胡志明结束了在滇越铁路沿线的视察回到昆明后，范文同、武元甲从越南来到昆明。

在海外部的安排下，胡志明在翡湖会见了他们。

不久，在胡志明的提议下，由印支中共产党海外部接收范文同、武元甲加入了党组织。

并决定派范、武二人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胡志明从１９４０年２月一直到１０月，都在昆明和滇越铁路开展革命活动，留下了很多的革命足迹。

为了解云南越侨情况，胡志明又与冯志坚同志到云南铁路沿线越侨较多的蒙自、宜良、开远、芷村等地与群众联系。

胡志明和冯志坚到芷村时，当地群众正祭奠碧色寨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人。

他们俩参加了祭奠，冯志坚当众宣读了《D.T.》报上刊登的《哭碧色寨遇难同胞》一诗，群众深受感动。

滇越铁路为法国人经营，大部份工人是越南人，当时胡志明、黄文欢等都在昆明。

故从1938年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把这一关系介绍给云南地下党，并指示：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

因此，胡志明等在昆明和云南地下党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共云南地下省工委为了在滇越铁路开展工作，通过越盟党的关系，派党员邵旗星持胡志明主席的密码介绍信，到芷村车站外的平民理发室中，找到了黄光平同志联系，后经黄光平同志的介绍，邵旗星同志进了芷村铁路机车修理厂中当工人，以此作为掩护
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当时中共云南省工委交给邵旗星同志到芷村机车工厂工作的两项任务是：一、监视201至206六台大戛拉机车（《￡51机车》），不要让法国人开跑了；二、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工会。

邵旗星同志在芷村铁路机车修理厂工作九个月，由于语言不通，对党的宣传工作没法展开，工会活动更难进行，监视大机车的任务，因邵旗星本人干锅炉工，后又干机车修理工是起到了监视作用的。

1940年下半年，日军占领越南海防，河口大桥被炸断后，机车已无法开出国境。

邵旗星同志返回昆明向党组织汇报请示工作，经省工委批准后，于同年10月邵旗星同志离开芷村铁路机车修理厂返昆工作。

与此同时，胡志明作出在边界地区发展组织的指示，海外部派阿录到河口工作，以便联系当地群众并秘密地同国内取得联系。

1940年2月，胡志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来到昆明，与当时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马子卿、陈方等人的帮助下，与越南共产党海外部海外部”的冯志坚、武英、黄文欢（化名李光华）以及刚从越南来到昆明的范文同（化名林伯杰）、武元甲（化名杨怀南）取得了联系，成为核心领导人。

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共海外部成立了“越南民众回应中国抗敌后援会”的公开组织。

在滇越铁路沿线各地开展革命工作，揭露当时法、日互相勾结，压迫越南人民的罪行，并发动越南同胞参加中国和越南的抗日斗争，声势壮大，受到云南人民和越侨的欢迎和支持。

胡志明在昆明期间，住在昆明华山南路的一幢二层小楼上，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昆明金碧路上一家越南咖啡馆“南来盛”的面包师。

“南来盛”开办于30年代，女老板阮民宣系越南太原望族，店内制作的咖啡和法式面包是昆明有名的小吃，“南来盛”有这段光荣历史，直到今天仍是昆明的著名的饮食名店，名录《国际旅游指南》。

胡志明于是在昆明和滇越铁路沿线指导越南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活动。

1940年5月初，海外部布置到昆明的范文同、武元甲和裴德明秘密会见了胡志明。

胡志明决定介绍他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在等待动身期间，按胡志明的指示，冯志坚、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组织学习《联共党史》。

1940年6月20日，法国巴黎沦陷。

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胡志明召集越共“海外部”同志开会，提出“海外部”工作的中心要从云南转移至广西，而第一步是先转移至桂林，然后再转移至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最后回国，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越共“海外部”同志同意胡志明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关于斗争中心转移的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这对越南共产党和越南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做出决定以后，胡志明去重庆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

胡志明回到昆明后，听取了黄文欢等同志的汇报，他当即决定由冯志坚、武英、去贵阳见胡学览，同时电告正在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去延安学习的范文同、武元甲和送他们二人的高鸿岭都留在贵阳等候黄文欢等同志去广西。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胡志明与越共“海外部”的一批骨干，其中有武英、冯志坚、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陆续从昆明、贵阳来到桂林。

1940年12月下旬，根据越南革命斗争的需要，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海外部成员，全部离开桂林，转移至靖西的中越边境地区。

1943年（民国32年），法国被德国战败，成立维琪政府，同盟国家一致不予承认。

国民政府于8月1日宣布与维琪政府断绝邦交，同时接管滇越铁路。

1943年8月1日，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断交，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接收了滇越铁路云南段。

日本投降后，1946年2月28日，中法签订了《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明文确定“废止”1903年10月签订的中法关于滇越铁路的协定。

从而取消了法国在该路特权。

该路原有
法籍职员数十人，全体退职，空缺由我国派员补充。

对越南籍、华籍员工，仍然由中方雇用，照常服务。

使几十年来对路权的收回成为现实，国家主权的真正行使，这也是抗日战争中我外交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１９４４年底，胡志明又再次回到云南，并与１９４０年在滇越铁路芷村接头的黄光平在宜良又会了面，并了解了当地越侨情况。

三、支援越南抗法暨民族解放中的滇越铁路故事
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对滇南战役进行具体部署，当时陈赓要求“歼敌于滇南，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表现，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大过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方针的最后一仗，也是一次极又何苦的远距离追歼战。

如果敌人逃到越南，将会给越南人民带来危害！”滇南战役于1950年初围绕蒙自机场和滇越铁路展开后，历时55天，于1950年2月19日胜利结束，歼敌3.2万，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及第8军军长曹天戈被俘。

1950年12月29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电告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
遵照四兵团党委于1950年1月4日，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

陈赓将军令三十八军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前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令十三军为中路部队，日夜兼程，直出蒙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尔后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地区；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

战斗中要求各部队快速前进，大胆迂回，“先兜后歼”，务必将敌全歼于国境线内，免除后患。

抢占河口，断敌外逃的陆路通道
1949年12月27日，左路部队在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的率领下，由广西田东出发，在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第一支队的配合下，向云南的河口急进。

1950年1月8日，一一四师三四一团在滇桂黔边纵队十六团配合下，解放文山县城，此时得悉敌人正向蒙自方向移动，三十八军兵分两路，一路直插河口，一路直奔蒙自，寻敌作战。

河口是云南通往越南的咽喉要道，是滇越铁路的边境出口站。

关闭南大门，切断国民党军团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道路，必须抢先攻占河口。

战士们背着四五十斤重的装备，冒着绵绵细雨，一路翻山越岭。

部队行进至南溪河，师工兵连忍着饥饿和疲劳，在5小时内就用汽油桶架起了一座200多米长的浮桥。

1950年1月11日凌晨，一一四师三四一团在浓雾中渡过南溪河，占领边境重镇河口。

敌人惊恐万状，汤尧急令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派出部队到蛮耗渡口架设浮桥，以便三四一团当即日夜兼程，于1月16日晨攻占蛮耗。

以蛮耗既克南逃之敌遂窜向红河上游的蛮板渡口。

一五一师四五二团。

奉命攻占蛮耗。

当时，敌二十六军已在红河上架设了浮桥，并在河东岸配置1个团，以掩护敌主力逃跑。

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四五二团决定充分利用雾障，实施突袭。

第二天早上，河面大雾迷漫，十步之外不辨人影。

尖刀排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入了敌军过桥的队伍里。

由于浮桥十分拥挤，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相互推搡，在我军尖刀排的战士的策应下，四五二团迅速占领桥头堡，敌溃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战二十六军主力4000余人，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