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比较中国和巴西发展状况

比较中国与巴西经济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国未来发展评估学院经贸学院专业经济学小组成员1121127易帼芳1121218 高铭1121222郑凯迪指导教师吕世斌2015年3月31日摘要1978～2008年，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

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于二战以后。

1948年至1979年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取得10%以上的高速增长，让全球为之震惊，被称为“巴西奇迹”。

中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四国”，前者是亚洲地区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后者是拉丁美洲地区最大、人口的最多国家。

作为当今最有建设成就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巴西在各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差异与相似之处。

关键字中国巴西发展差异相似一、中巴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异同为了进行全方面地分析，下面分为收入与增长，社会指数，贫困，不平等，土地改革，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包容问题等多个角度来阐述。

1、国情比较：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战结束后，巴西历届政府通过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高增长战略”和“综合平衡战略”，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

巴西1960年人均GDP就已达到1 049美元，与中国目前的水平(2003年底为1090美元)基本相当，到1980年达到2 486美元，2000年为3604.48美元，2004年约合3 330美元[‘]。

但与此同时，巴西也是一个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现象极其严重的国家。

世界银行的一份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总收入甚至超过了最贫困的50%人口的总收入;10%的最富有阶层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占人口40%的最贫困阶层平均收入的30倍。

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2004年的0.60，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

2003年巴西全国贫困人口为5 390万，占总人口的31.7%，赤贫人口2 190万，占总人口的12.9%}Z>> 14%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国家迈进，目前更是处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型时期，加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进程加快、各项配套制度措施还不完善，使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增多等等。

截至2000年，中国仅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就约达1 400万，全国基尼系数平均由1996年的0.375提高到了2003年的0.461。

短短几年中，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体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

再加上与城镇化水平提高相伴而流入的上亿农民工，因其大多数知识水平和技能较低，难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生活待遇处于社会最底层，从而扩大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来源。

城市绝对贫困人口连年增加，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相对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

2、收入与增长：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显示，南非、印度、印尼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1990年至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0升到0.70；印尼家庭消费基尼系数从0.29升到0.37，而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收入差距则持续2缩小。

1996年至2009年，巴西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1降到0.55；1995年至2008年，土耳其则从0.49降到0.39。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普遍高于发达国家。

例如，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70，巴西为0.55，智利和墨西哥为0.51；而作为对比，25个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仅为0.32。

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巴西等五国近15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新现象。

而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和教育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是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二次分配也起到促进作用。

这对中国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

3、反贫困：这几年，巴西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同列“金砖四国”，财政收入大增，巴西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消减贫困，增收的财政收入绝大部份用于减少贫穷、消除饥饿，增加民众的社会福利。

家庭补助金计划，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与之配套的大众药房计划（免费医疗的药品一般是基本用药，品种太少，巴西政府又推动让穷人买得起药的大众药房计划），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仅此三项社会发展计划的支出，占巴西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半，也使巴西用于消灭贫穷和社会福利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列世界第14位。

2003年10月启动的家庭补助金计划，2005年已使800万个家庭，3200万贫困人口受惠。

今年，巴西政府拿出了87亿雷亚尔（现汇率拆约360亿元人民币），要求在今年要覆盖到全部贫困人口，每个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家庭，今年平均可获得776雷亚尔（折约437美元，约3250人民币）的财政补助。

由于巴西联邦、州、市三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年年轮流举行选举，民选的议员和行政首长为争夺选票，死盯负责实施家庭补助金计划的机构，务使1120万家庭，4580万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人口不留下漏网之鱼，全部摆脱贫困，巴西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可谓忙得团团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那些还没有申请家庭补助金的贫困人口派钱。

巴西的减贫，特别是那个把扶贫和儿童教育、健康绑在一起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倍受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称赞，世界银行称：“巴西通过家庭补助金方案为全球战胜贫困和饥饿提供了鲜明的带头作用”，世界银行正在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贫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中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如建立了相应的城市扶贫机制，普遍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职工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

1998-200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731亿元，帮助44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 373万人，各级财政共支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151亿元人民币。

4、教育公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2011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80%以上。

随着教育的发展，初级劳动力供给下降，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者在素质上的差距缩小。

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

巴西等国的情况，是丁伯根所论述的“教育和技术竞赛”中，教育超越技术的典型例子。

发达国家是技术进步创新的策源地，教育方法上遇到瓶颈，教育跟不上技术进步4的节奏。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外部技术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因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自发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相对于技术，教育可以发展得更快。

建立教育机会更加公平的教育体制，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和分担成本的多元教育体系，将最终缩小工资差距。

5、城市化：巴西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开始发挥调节劳动收入差距的功能。

城市化使工农业劳动收入差别缩小，劳动力市场整合加速，服务业蓬勃发展，妇女就业水平提高。

巴西等五国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率提高。

1990年至2011年，五国农业年平均雇用18%的劳动力，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93%；南非等三国雇用37%的劳动力，增长2.41%。

巴西等五国的劳动者在城市之间更容易流动，劳动力市场整合度提高。

1995年至2007年，巴西大小城市之间的平均工资差从30%降到20%。

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兴起，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就业。

2010年，巴西15岁－64岁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5%，南非仅为52%，其中巴西妇女参与率为65%，南非仅为47%。

1990年至2011年，巴西等五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例平均是工业的1.7倍－2.8倍，增加值年平均增速是工业的1倍－2倍。

可见，服务业就业比例大，增速快，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壮大。

6、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巴西等五国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限制了制度因素放大收入差距。

在政府退出生产领域、不干预市场、资源和要素由市场配置等方面，五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行一步，而且更加彻底。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生产和交易中的垄断和寻租。

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国内垄断资本产生冲击。

市场自由化冲击了盘踞在要素市场上的各种阻扰自由交易的“寻租”力量，以及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

国有企事业改革则破除了行业保护，剥夺了企事业单位依靠行政“寻租”的权力，迫使他们追求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质量，而不是去追求“行政权力”。

劳动收入是可支配收入差距变化的决定因素，所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效率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除就业歧视、行业保护、地区藩篱，让劳动力在同一市场上流动，平等竞争，同工同酬，市场供求关系将最终发挥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不仅是保证经济效率的机制，而且是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机制。

7、不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平衡现象。

中国一直在缩小生活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

巴西存在种族问题：黑人处于不利地位，黑人工人工资只有白人工资41%，而且居住在贫民窟的大多是黑人。

种族差异持久存在。

8、土地改革：对于中国部分发展良好的农村地区，较早的实行了土地改革。

巴西的土地改革存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问题。

穷人得不到肥沃的土地。

9、发展的可持续性：1979～1994年间，中国超过42%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在206世纪90年代初就取代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中国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劳动力再分配，尤其是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而可持续的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要低很多，其增长率大约为每年2%。

巴西发展的可持续性令人堪忧：倚重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而实现的增长。

来自其他地区的资金支持将成为土地改革的明显趋势。

生态不可持续的危险。

中国和巴西都或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创新能力的缺乏。

能否超越资源型产业而攀升到工业阶梯之上成为关键。

10、社会包容问题：巴西腐败和浪费限制了政府支出的有效利用，社会支出不均而加剧了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

巴西极端贫困程度高居不下。

脱贫速率缓慢的原因：严重的不公平。

巴西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

11、国内储蓄：中国的国内储蓄一直很高而且不断增加。

原因：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老年人口，为自己退休之后做的储蓄，预防性储蓄，不断增加的收入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