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比较中国和巴西发展状况

比较中国与巴西经济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国未来发展评估
学院经贸学院
专业经济学
小组成员1121127易帼芳
1121218 高铭
1121222郑凯迪
指导教师吕世斌
2015年3月31日
摘要
1978～2008年，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

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于二战以后。

1948年至1979年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取得10%以上的高速增长，让全球为之震惊，被称为“巴西奇迹”。

中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四国”，前者是亚洲地区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后者是拉丁美洲地区最大、人口的最多国家。

作为当今最有建设成就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巴西在各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差异与相似之处。

关键字
中国巴西发展差异相似
一、中巴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异同
为了进行全方面地分析，下面分为收入与增长，社会指数，贫困，不平等，土地改革，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包容问题等多个角度来阐述。

1、国情比较：
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战结束后，巴西历届政府通过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高增长战略”和“综合平衡战略”，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

巴西1960年人均GDP就已达到1 049美元，与中国目前的水平(2003年底为1
090美元)基本相当，到1980年达到2 486美元，2000年为3604.48美元，2004年约合3 330美元[‘]。

但与此同时，巴西也是一个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现象极其严重的国家。

世界银行的一份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总收入甚至超过了最贫困的50%人口的总收入;10%的最富有阶层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占人口40%的最贫困阶层平均收入的30倍。

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2004年的0.60，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

2003年巴西全国贫困人口为5 390万，占总人口的31.7%，赤贫人口2 190万，占总人口的12.9%}Z>> 14%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国家迈进，目前更是处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型时期，加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进程加快、各项配套制度措施还不完善，使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增多等等。

截至2000年，中国仅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就约达1 400万，全国基尼系数平均由1996年的0.375提高到了2003年的0.461。

短短几年中，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体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

再加上与城镇化水平提高相伴而流入的上亿农民工，因其大多数知识水平和技能较低，难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生活待遇处于社会最底层，从而扩大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来源。

城市绝对贫困人口连年增加，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相对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

2、收入与增长：
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显示，南非、印度、印尼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1990年至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0升到0.70；印尼家庭消费基尼系数从0.29升到0.37，而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收入差距则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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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1996年至2009年，巴西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1降到0.55；1995年至2008年，土耳其则从0.49降到0.39。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普遍高于发达国家。

例如，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70，巴西为0.55，智利和墨西哥为0.51；而作为对比，25个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仅为0.32。

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巴西等五国近15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新现象。

而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和教育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是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二次分配也起到促进作用。

这对中国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

3、反贫困：
这几年，巴西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同列“金砖四国”，财政收入大增，巴西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消减贫困，增收的财政收入绝大部份用于减少贫穷、消除饥饿，增加民众的社会福利。

家庭补助金计划，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与之配套的大众药房计划（免费医疗的药品一般是基本用药，品种太少，巴西政府又推动让穷人买得起药的大众药房计划），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仅此三项社会发展计划的支出，占巴西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半，也使巴西用于消灭贫穷和社会福利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列世界第14位。

2003年10月启动的家庭补助金计划，2005年已使800万个家庭，3200万贫困人口受惠。

今年，巴西政府拿出了87亿雷亚尔（现汇率拆约360亿元人民币），要求在今年要覆盖到全部贫困人口，每个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家庭，今年平均可获得776雷亚尔（折约437美元，约3250人民币）的财政补助。

由于巴西联邦、州、市三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年年轮流举行选举，民选的议员和行政首长为争夺选票，死盯负责实施家庭
补助金计划的机构，务使1120万家庭，4580万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人口不留下漏网之鱼，全部摆脱贫困，巴西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可谓忙得团团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那些还没有申请家庭补助金的贫困人口派钱。

巴西的减贫，特别是那个把扶贫和儿童教育、健康绑在一起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倍受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称赞，世界银行称：“巴西通过家庭补助金方案为全球战胜贫困和饥饿提供了鲜明的带头作用”，世界银行正在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贫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中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如建立了相应的城市扶贫机制，普遍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职工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

1998-200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731亿元，帮助44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 373万人，各级财政共支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151亿元人民币。

4、教育公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2011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80%以上。

随着教育的发展，初级劳动力供给下降，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者在素质上的差距缩小。

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

巴西等国的情况，是丁伯根所论述的“教育和技术竞赛”中，教育超越技术的典型例子。

发达国家是技术进步创新的策源地，教育方法上遇到瓶颈，教育跟不上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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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奏。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外部技术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因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自发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相对于技术，教育可以发展得更快。

建立教育机会更加公平的教育体制，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和分担成本的多元教育体系，将最终缩小工资差距。

5、城市化：
巴西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开始发挥调节劳动收入差距的功能。

城市化使工农业劳动收入差别缩小，劳动力市场整合加速，服务业蓬勃发展，妇女就业水平提高。

巴西等五国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率提高。

1990年至2011年，五国农业年平均雇用18%的劳动力，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93%；南非等三国雇用37%的劳动力，增长2.41%。

巴西等五国的劳动者在城市之间更容易流动，劳动力市场整合度提高。

1995年至2007年，巴西大小城市之间的平均工资差从30%降到20%。

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兴起，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就业。

2010年，巴西15岁－64岁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5%，南非仅为52%，其中巴西妇女参与率为65%，南非仅为47%。

1990年至2011年，巴西等五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例平均是工业的1.7倍－2.8倍，增加值年平均增速是工业的1倍－2倍。

可见，服务业就业比例大，增速快，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壮大。

6、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巴西等五国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限制了制度因素放大收入差距。

在政府退出生产领域、不干预市场、资源和要素由市场配置等方面，五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行一步，而且更加彻底。

改
革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生产和交易中的垄断和寻租。

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国内垄断资本产生冲击。

市场自由化冲击了盘踞在要素市场上的各种阻扰自由交易的“寻租”力量，以及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

国有企事业改革则破除了行业保护，剥夺了企事业单位依靠行政“寻租”的权力，迫使他们追求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质量，而不是去追求“行政权力”。

劳动收入是可支配收入差距变化的决定因素，所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效率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除就业歧视、行业保护、地区藩篱，让劳动力在同一市场上流动，平等竞争，同工同酬，市场供求关系将最终发挥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不仅是保证经济效率的机制，而且是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机制。

7、不平等：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平衡现象。

中国一直在缩小生活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

巴西存在种族问题：黑人处于不利地位，黑人工人工资只有白人工资41%，而且居住在贫民窟的大多是黑人。

种族差异持久存在。

8、土地改革：
对于中国部分发展良好的农村地区，较早的实行了土地改革。

巴西的土地改革存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问题。

穷人得不到肥沃的土地。

9、发展的可持续性：
1979～1994年间，中国超过42%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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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90年代初就取代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中国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劳动力再分配，尤其是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而可持续的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要低很多，其增长率大约为每年2%。

巴西发展的可持续性令人堪忧：倚重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而实现的增长。

来自其他地区的资金支持将成为土地改革的明显趋势。

生态不可持续的危险。

中国和巴西都或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创新能力的缺乏。

能否超越资源型产业而攀升到工业阶梯之上成为关键。

10、社会包容问题：
巴西腐败和浪费限制了政府支出的有效利用，社会支出不均而加剧了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

巴西极端贫困程度高居不下。

脱贫速率缓慢的原因：严重的不公平。

巴西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

11、国内储蓄：
中国的国内储蓄一直很高而且不断增加。

原因：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老年人口，为自己退休之后做的储蓄，预防性储蓄，不断增加的收入不确定性。

高储蓄或许与明显的财产泡沫相关联，财产泡沫已变得很危险。

巴西没有储蓄足够资金，难以合理利率来将其声场机会付诸实践。

“建立一个财政上可行的国家，不过度借贷，不过度收税，可以投资。

”
12、地理、人口、制度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由于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的诱惑，投资者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

早期投资积累到足够程度，集中的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利益就会产生。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两国都是具有人口、资源和市场三大优势的新兴经济体。

13、政策：
中国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量。

如今巴西的工业、技术和贸易政策计划正积极推进巴西工业的质量和竞争力。

教育、健康和生育率方面最初的基本政策，为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开了个好头。

中国工厂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明显更高。

巴西加快技术移植的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赶超发达国家；农业研究和成功推广出口经济作物。

二、对中巴两国未来发展评估
1.中国未来发展：
中国的优势：地理、人口、制度和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低工资且高技术知识水平的工人。

机遇有？挑战有？中国自身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2.巴西未来发展：
巴西是否可以在宗族分离、人身安全、环境恶化、贫困、不平等、出口多样化需求以及高昂而且无效的政府支出方面获得稳定的进展？
3.中国巴西合作
展望中巴经济的未来，首先双方在努力超越互补性之余，不应忽视或贬低互补性的重要性。

后者的生命力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发展趋势。

在自然资源日趋稀缺的世界里，巴西的资源优势以及相关科技不可忽视。

除了深海石油等传统能源因素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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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重要之外，巴西对于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也非常重要。

巴西是世界上能够以可持续发展方式扩大农业耕种面积的少数重要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优势。

随着城镇化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引擎作用的提升，中国对于肉、糖、皮革等农业类产品的需求空间巨大，而且国内市场对此类巴西产品的开放度和需求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继2011年从巴西进口猪肉之后，2014年3月中国质检总局与巴西签订协议，巴西玉米获得出口中国的检验检疫资格，中国有望大量进口巴西玉米。

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中国在关键谷物上降低对美国依赖的举措。

事实上，中国超过90%的进口玉米来自美国，2009年至2013年，中国的玉米需求量增长39倍，但进口玉米只占国内玉米消费的2%，增长空间巨大。

从更广泛的贸易格局来看，巴西苦于无力向欧盟和美国出口原材料，因此中国的原材料需求对巴西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巴西作为中国一个安全稳定的食品和能源供应者，既是巴西未来增长的持续保障，趁咏寸中国未来的发展相当有益。

另外，从金砖国家的整体现状来看，中国和巴西都不属于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更高程度的开放尚需时日。

巴西仍然是一个内驱型经济体，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限，巴西贸易仅占全球贸易的1%, 2011年巴西进口占其GDP的比重仅为13%。

巴西制造业部门不希望政府开放贸易，担心外部竞争，这种情形对中巴贸易造成了比较负面的影响。

虽然巴西正在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可能会比较多地进口巴西工业制成品，至于巴西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则为时尚早。

巴西虽然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经济体，但囿于两国在巴西联合国入常上的分歧以及巴西对中国竞争力的担忧，巴西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并未落实。

中国商品在进入巴西时面临着反倾销措施的严重困扰。

巴西一直希望中国能够降低对成品的关税，以便巴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加工食品和豆油，但中国对于巴西服务业和农业产品的全面开放也需时日。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注重经济的互补性有利于两国经济关系的持久性。

其次，中国需要继续加强对巴西的投资，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和能源矿产领域，而且要广泛地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

巴西经济虽然不够开放，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很完善，而且通过10余年的社会发展政策培育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兴消费市场。

在贸易不够开放的情形下，中国企业通过投资巴西能够绕过贸易壁垒，直接进入巨大的巴西国内市场。

当然，这并非一条坦途。

巴西工业基础有利于投资，但也存在经商环境较差的问题。

巴西社会对于外国公司投资能源和土地等领域存有戒心。

比如2013年
10月，巴西海上桑托斯盆地利布拉油田开采权竞标，这是巴西第一次采用产品分成合同进行招标，规定巴西国有股份必须占到30%以上，并且是作为核心基础的唯一作业者。

据此规定，此次竞标巴西石油公司握有40%股份、道达尔和壳牌各持20%、中石油和中海油则各占10%。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联合竞标的情况，仍然引发了巴西民间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认为政府允许外资进入石油生产领域是出卖本国利益。

巴西政府近年来还对外资购买土地的面积和途径、投资当地的项目、外国劳工签证和矿业活动等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或规范措施。

这些举措客观上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巴西土地和矿产的难度和成本。

此外，与各国投资一样，中国企业投资巴西还要面临所谓的“巴西成本”问题，即高估的货币、高利率、高税收、不充足的基础设施、教育质量不高和严格的劳工法等。

在巴西当前的投资环境之下，中国投资者采取伙伴关系和本土化战略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将更为有利。

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建立伙伴关系是取得成功的更好的办法，拥有良好中国伙伴的巴西企业都比较成功。

文化差异和缺乏了解也是中国企业投资巴西时要面对的情况，所以与巴西当地企业结成合作伙伴会遭遇较少的挫折。

此外，中国资本进入巴西需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最关键的还是要寻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价格竞争容易遭到同行抵制，所以要做好投资战略升级的准备，树立好现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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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责任的观念。

4.中国与巴西合作的挑战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中巴战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更加深层次的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全球化和多极化深人发展条件下两国如何调解战略差异、加强战略协调和增加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

第一，多极化进程加快可能导致两国的战略契合度降低、差异性的消极影响上升。

随着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推进和巴西对外战略伙伴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巴西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战略自主和独立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可能有所降低。

中巴两国在追求多极化这一国际战略上的高度契合为克服两国差异性，或者从积极和互补角度看待差异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情形在国际体系高度单极化的世界是容易维持的。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和金砖国家的相对崛起，国际格局在未来10年将变得更为均衡，大国的权力组合随着议题变换进行转换的可能性上升，中巴两国维持战略合作的结构性基础面临削弱的风险，两国差异性的消极影响可能会上升。

欧美在意识到其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前景后，已经开始着手从战略上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这为巴西对外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

欧盟2007年和巴西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在2014年欧盟和巴西峰会上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欧盟与南共市经济协定进展，互联网安全和包括乌克兰、中东与非洲在内的国际安全等广泛而重要的议题。

①美国也正在与巴西构建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目前两国已经在经济和金融、战略性能源、全球伙伴关系和防务合作4个议题上形成总统对话机制。

②其中，巴西和美国把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和尊重人权作为巴美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价值观外交色彩。

从现实可行性来看，国际体系改革需要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通力合作，因此巴西等部分金砖国家希望在价值观外交等方面加强合作，以迎合国际社
会特别是欧美对这些国家国际地位的战略认可。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作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并没有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兴起而衰亡，其成员国除了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支持国际发展的议题上有共同立场外，还特别强调成员国的民主国家身份，凸显了该论坛坚持价值观外交的立场。

中巴合作的战略性和政治基础在未来面临的利益分歧和地缘竞争压力趋于增加，巴西对中国在其外交战略中地位的认知处于不断调整之中。

随着巴西在多极化世界的选择增多，中巴在政治层面合作的议题需要解决的紧迫性上升，比如中国对巴西“人常”的态度面临更加明确化的压力。

俄罗斯政府早在2002年就已经对巴西“入常”表达了支持立场，中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对巴西“人常”态度不明确的唯一成员。

在过去几年的战略互动中，巴西与中国
在一些重要外交议题上的分歧已经有所表现。

比如，巴西主张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加人工业议题，但是中国和一些国家拒绝了这项提议;巴西战略界对中国2005年因“四国提案”包括日本而强烈反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感到沮丧，因为巴西在2004年为争取中对其“人常”支持而启动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

③2010年巴西和土耳其为避免伊朗遭受安理会制裁提出一项解决倡议，但中国和美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制裁伊朗的决议。

中国和巴西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方市场的制造业贸易中正在形成竞争，这对中国发展与巴西在上述地区的深人合作形成了制约。

虽然中国在巴西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是200$年的民调显示，巴西国民认为中国对巴西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不及阿根廷和美国。

面对中巴战略合作中的隐忧，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表示，巴西缺乏对中巴关系的全面评估，认为对华关系将是巴西未来的重要挑战之一。

中国和巴西的硬实力对比在未来10年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巴西认为其在软实力上保持领先的可能性更大，两国的软实力比拼可能对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一份重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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