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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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派小说在其整个发展的过程中都与上海的都市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海派小说生活化、市民化特征突出,不同时期的海派作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示了都市文化的世俗性。海派小说中的上海被建构成一个声色迷离的都市审美意象,而在这种种繁华与喧嚣之下尽显现代都市人的焦灼与失落,以及现代都市的病态和畸形。海派小说作家对于都市罪恶的揭露始终没有压过对都市繁华的热爱,他们对都市既恨又爱、既诅咒又离不开。

关键词:海派小说;都市文化;世俗;罪恶;矛盾

海派小说既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深深地植根于上海都市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可以说,在现代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像海派那样能兼容传统与现代,繁杂而又多维地表现出都市的文化内涵。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上海的文化消费主要是根基于上海的城市品格,市民的本能要求在商业社会中拥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海派小说受市民审美趣味的影响,注重可读性,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体现了都市文化的世俗性。文学走向世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更是海派小说海纳百川兼容并收的精髓。

最能体现海派小说生活化、市民化取向的当推茅盾、张资平。茅盾是为资本家(上海开埠以来核心且具神秘性的人物)做传的人,他在《子夜》中表现出来的都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同时代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中国都市小说向来有两种传统,要么用城乡对照来表现乡村的善良和都市的罪恶,要么用现代人的感觉来体验都市。《子夜》用极为写实的笔法画出了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的明争暗斗,表述了一种近代观念的商业竞争,吴荪甫与赵伯韬的冲突,正是中国两种工商力量的较量。茅盾以都市中阶级的对峙、人与人的斗争为主线来表现城市生活,在整个都市文学的发展中也有它的重要位置。张资平则开启了现代市民小说的风气,他用现代笔法对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小说进行重新演绎,在市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增加了广泛的心理描写,反映了市民的爱恨欲望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施蜇存的《梅雨之夕》、《春阳》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一股世俗的洪流,小说里不仅有都市中的人,还有人心目中的都市。上海市民精通的就是人情世故,琐碎的生活在作者的笔下被表现得处处显露着质感,给人以特别的亲切滋味。海派小说着重表现了生活化的衣食住行、过日子的家长里短,《花厅夫人》、《恋爱花》、《春曦中的男女》、《一个商人与贼》、《生活的味精》……光看看昔日海派小说的这些书名,就足以撩拨起人们阅读的兴味。

四十年代海派小说以更为蓬勃的态势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其中最为人熟悉的便是张爱玲和苏青了。她们的小说兼容广大上海市民的趣味,深入了上海亦新亦旧的城市生活深处,以倾心于城市中女性的方式,打捞到了表现都市文化最相宜的角度。张爱玲自觉地从市井生活中淘取写作的养料和素材,以世俗之眼观照城市。她把观察的视角锁定在末世的遗老遗少和市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回到家庭,从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城市。张爱玲把自己的创作视线始终投向都市市民的世俗的生活,以民间的眼光来观察并体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苏青“不仅自觉坚持日常生活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把人类的日常生存从伦理道德和国家政治的统一化要求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和思考问题的逻辑出发点。”[1]她以平静的写实作为底色,笔下刻意经营的是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苏青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与历史和民族意识不相干的纯粹的生存世界,是由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和恋爱等故事所构成,这些故事与人物不带有任何英雄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些琐碎、平庸。在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和都市生活场景中,苏青更彻底地消解了爱情神话、婚姻神话和家庭神话,从而还原出都市生活的原生性和世俗性。

新时期的王安忆重复并深化了前辈的城市主题。

[2]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普通小市民是城市的多数与主体,他们日常起居的凡庸生活远多于花园洋房的繁华传奇。从庸常中发现真诚,从精明中见到悲凉,此时的海派小说的世俗更多地表现为对良知和精神的真诚追求。在对驳杂的市民生活的平视中,我们看到了都市生活的世俗,了解了都市文化的平实和真实,也找到了共鸣。

海派小说总是伴随着霓虹灯、咖啡馆、大饭店、舞厅、妓院等等摩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上海被建构成一个声色迷离的都市审美意象,而在这种种繁华与喧嚣之下却有着现代都市人的焦灼与失落。人口的高密度和大流量,导致人际关系泛化、淡化,越来越缺少恒定与稳定。都市人口众多使人更加生疏而不是熟悉,现代

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

盐城师范学院吴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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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的热闹繁华也使人更加封闭,而这一切都使人们陷入了更深的孤独感之中。人们既失去了过去,又无法占据现实,而且对未来充满迷茫,彼此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使城市人在生活中始终秉持淡泊漠然的态度。他们没有生活的目标,又找不到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于是,在以商业和消费作为特色的上海都市文化环境里,他们跑马抽烟,喝酒跳舞,在花花世界的颠倒狂乱中纸醉金迷游戏人生。

海派作家不仅感兴趣于都市生活的种种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而且还在较深层次上表现了都市文明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病态——

—寂寞、压抑、失落。海派小说后来的发展,主题多集中于物质主义的享乐、金钱交易的功利,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人严重的心灵疲惫和精神危机。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这样的都市生存原则下,在半疯狂的状态中恣意放纵本能,心理扭曲变态,显露狂放颓废,而现代都市的病态和畸形则一览无遗。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就是一个“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尽显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曲。“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外面的社会,自己可以努力的前进,或一同奋斗的兄弟姊妹,里面的人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接受了传统下来的抽鸦片,姨太太,以及其他相互折磨,弄小性子,打丫头等等的生活方式……里面的人和‘张爱玲世界’,租界旧家庭,一寸一寸向衰老的路上走,到死为止。”[2]《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了风流成性的富孀梁太太把她的亲外甥女葛薇龙变为勾引男人的诱饵;《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无辜的女儿和女婿都成为母亲病态欲望的牺牲品;《金锁记》写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锁自虐而又虐人;《倾城之恋》无情地撕下了爱情的面纱,裸露出两性之间围绕生存的较量与冲突。张爱玲对惨烈现实的悲观认识和对女性情爱世界的冷峻审视,使她的小说蒙上了世俗的悲情和冷漠的幻灭意识,而人性的脆弱黯淡、都市生活的破碎苍凉更是震撼人心。

上海都市化、商业化进程中的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传统的知识分子自然对此难以接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执着地以之为精神家园,做着还乡的梦。施蜇存栖身于上海,在松江却还存有老屋,城乡二元倾向在他的思想和作品里根深蒂固。早期小说对江南乡镇流连忘返,成熟的代表作则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之后的文化碰撞,城乡情结贯穿了施蜇存的文学全程。

上海经济在日益繁荣带来商业文明的同时,也摧毁了维系人们精神支柱的伦理和信仰。孤独与喧哗,忧郁与疯狂,物质的快感与心灵的空虚,互为矛盾地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生命与灵魂,人们深埋于物质享乐又感到负罪,现代都市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并不摒弃来自都市的任何物欲性的诱惑,但又意识到“物”对“人”的切割、挤压与异化。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一方面厌恶鄙夷都市的堕落,无情地揭露人性的丑陋,另一方面却沉湎在都市物质享受的快感里,迷醉于都市文明。

上海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之下产生的海派文化,这样的都市文化往往是灿烂与糜烂同在,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可以说是海派都市文化这一矛盾特征的代表作品。王琦瑶,一个普通的上海姑娘,突然有一天被选上了上海小姐,就在生命之花灿烂绽放的同时,一种罪恶也发生了,她因为当选上海小姐而成为评委之一的李主任的情妇。《长恨歌》真实地书写了在旧上海的殖民地文化、新上海的时尚文化背景之下的上海都市的世相百态和文化底蕴,王琦瑶的生命形态也就是旧上海的命运与文化性格的写照。城市是摇曳多姿的,又是千疮百孔的。

海派小说作家虽然写出了这种“物”对“人”奴役的失常状态,也揭示出人性在这样的生存挤压之下的变形、堕落,但他们对于都市罪恶的揭露始终没有压过对都市繁华的热爱。种种矛盾使人们对都市既恨又爱、既诅咒又离不开,而这份复杂的情怀使得现代都市小说呈现出并不单纯的繁复,同时也说明了许多海派小说作家作品复杂多变甚至互相矛盾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文化,其实源为同一种文化,也就是士大夫的儒学文化所养育而成,我们也习惯了正统的、已拥有了批评标准的文化。当面对着上海的这种新旧交替碰撞、没有历史感的都市文化之时,我们失去了评判的能力,陷入困惑甚至束手无措。

海派都市文化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更具有容纳中外文明,积极发展进取,勇于自我更新的活力。它重视人的原始生存力与创造智慧,敢于突破陈规旧俗;它拥有海洋化胸襟,从不拒绝外来文化,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它形式丰富多彩,并且格外关注时尚文化与市民趣味。但是在现实的生存中,它光怪陆离却又漏洞百出,也会因为蒙上一层或薄或厚的尘土而显得暗淡无光、软弱无力,留给人们的更有无尽的困惑与迷惘。“上海的繁华与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3]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为客观、更为准确的态度去认识,既要清醒地看到都市文化带给人们的便利与享受,也要学会在对照比较中努力探寻它的本真面貌。

参考文献:

[1]李今.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

—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99(6)

[2]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3]丰子恺.山水间的生活.丰子恺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本课题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为08SJD75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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