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悲剧与审美救赎_齐美尔现代性美学批判

第32卷第4期2008年7月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2No.4

Jul.,2008文化悲剧与审美救赎

———齐美尔现代性美学批判3

杨向荣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从现代性体验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深入和大量的碎片化景观对个体的冲击,导致个体在躁动的现代生存中的无聊、无助以及极度空虚,并使现代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齐美尔提出“距离”概念,认为个体只有通过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才能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救赎与超越。关键词:现代性;文化悲剧;距离;救赎

中图分类号:I01;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4-0092-06

齐美尔是德国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和美学家。他从现代性体验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对现代都市生活风格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现代文化作了诊断。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深入和大量的碎片化景观对个体的冲击,导致个体在躁动的现代生存中的无聊、无助以及极度空虚;而且,随着现代生活的货币化,现代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齐美尔提出“距离”概念,认为个体只有通过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才能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与救赎。

现代性诊断与文化悲剧

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中写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关注人们感受和体验资本主义剧变所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存在的新的方式。他们的中心关怀是表现为过渡、飞逝和任意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这三者的不连续的体验———这种体验存在于社会关系的直接性中,包括我们与都市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过去的关系。”[1]8根据弗里斯比的分析,齐美尔并不很关注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他对现代性的分析采取的也并不是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方式,这正如齐美尔自己所言: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1]62齐美尔的定义概括了他对现代性的态度,即“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中,一种不只是化约为我们内心的反应,而且将其融合进我们的内在生活的方式。外在世界成为我们内心世界的组成部分。外在世界的实质成分又被化约成永不休止的流动。我们外在生活的飞逝的、碎片化的和矛盾的时刻,全部都融入我们的内在生活中”。[1]83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体验外在世界,而这种体验的最突出特征,是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要把握这种现代性体验,不能依赖那些宏大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应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的敏锐感觉,努力去捕捉哪些片断性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发现其后的总体性。齐美尔不像马克思一样构筑资本主义批判的宏大体系,也不像韦伯一样构筑宏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思考一直盘旋于形形色色的各种感性碎片中,他对现代性的分析来源于他对现代生活现象的敏锐感觉,他的触角已深入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他所感兴趣的也正是浸染着现代生活图景的“碎片”。虽然齐美尔关注这些生活碎片,但他是想通过对这些碎片的感悟去发现其后的意义总体性。齐美尔认为,对碎片化生活细节的研究,可以“在独一无二中发现典型,在偶然性中发现规律,在肤浅和稍纵即逝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2]52。齐美尔深信,现代

293收稿日期:2008-02-25

作者简介:杨向荣(1978-　),男,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碎片与距离”(07JC751002)的阶段性成果。

生活的任何细节、表象都是与它的最深奥的、最本质的运动联系起来的,即使是最无意义的、最丑恶的、最无关的事物,也是如此。他研究现代社会中的诸多生活碎片,如时尚、冒险、赌博等,也都是希望能通过对这些生活碎片的体验,可以获得对生活背后总体性的把握。

在对现代社会生活碎片的体验中,齐美尔关注最多的是都市中个体的生存体验,而这种生存体验又与货币文化对现代生活风格影响息息相关。在齐美尔眼中,货币自身并没有性格,它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交换媒介,就像一个公分母介入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它带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平均化和量化,从货币的汪洋大海流出来的东西不再带有自身的任何独特之处。事物背后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在货币面前变得黯然失色,文化的终极追求和意义在货币面前惨遭失落,生命的终极目的也最终被这种纯粹的手段所掩盖。一旦现代个体只关注作为一种纯粹手段的货币,这种根本上无特色的东西会变得毫无用处,反而使现代人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产生空虚与无聊,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3]10这样,原本只是作为手段的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个体追逐的最终目的。更可怕的是,由于货币可以随时地期望和加以追求,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追求它,货币因而成了个体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的目标,它毫无特色,然而又极具诱惑力,它“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地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3]12通过将具有独特性的事物以同一的方式置于相同的平面,货币成为了所有事物间最可怕的平等化中介,对现代生活及个体生存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由于货币对事物独特性的夷平,不同的事物之间仅仅只是具有量上的差异,没有什么事能激起他的兴趣。当个体的神经拒绝对任何刺激做出反应时,便会带来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内撤,并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冷漠无情;另一方面,由于普遍采用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个体对事物的任何微妙差别和独特性都不再能够产生细微的感受反应。

货币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全面侵入,导致现代个体与外在的现实世界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反应在现代文化中,便形成了齐美尔关于现代文化的悲剧诊断: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

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文化的内在本源———生命与形式———二元对抗的分析上。生命和形式的对抗在齐美尔那里有时又被描述为内容和形式的对立,齐美尔认为,形式具有一定的界限,生命则力图冲破形式的固定界限,现代文化的困境就源于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冲突与对抗。在论述“生命之超验”时,齐美尔写道:

精神生命形体的这些形式在刚出现时就已经具备了实实在在的独特意义,具有坚定性和内在的逻辑性……这些形式同塑造它们的生命针锋相对……由于这种原则性的本质对立,生命根本就无法进入这一形式,它不得不超越各种已经获得的形象,立即寻找另外一种形式……生命有这样一个矛盾:它只能在形式当中找到一席之地,但又无法在形式当中找到立锥之地,因此,它既超越,又打破构成生命的任何一种形式……直接经历过的生命就是成型和超越的统一体,是对现有形式的彻底超越,即在个别瞬间打破当时存在的形式。

生命总是希望获得它不能达到的境界,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然而生命的形成又只能用形式来体现。生命和形式的冲突表现在文化上其实就是文化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容的一种冲突。成伯清认为,齐美尔实际上是将文化视为某种体系,因此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文化创造力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对立冲突。[4]94文化创造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节奏,且永不停止地流变;而文化体系是富有创造性的生命的外在框架,它有自我的界限和适用范围。因此,一旦一种文化体系得到固定、具有自我逻辑性和合法性,就势必会与内在于它的生命产生裂变。

生命与形式永不停歇的冲突体现在对现代文化的分析中,这成为齐美尔著名的文化悲剧理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矛盾冲突。生命的冲动总是希望以一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客观文化;然而,生命的冲动永不停滞,它不停地向前奔涌,内化于主体的精神生命中,从而形成主观文化。齐美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内在精神冲动与它藉以外化的形式处于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文化的发展也就显得相对平和。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和谐状态逐渐被打破,外在的物质文化得以高扬,并对主体内在的精神文化构成极大威胁:“近百年来,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服务方面,在各种知识和艺术方面,在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社会分工日趋繁多复杂。作为个性开发原材料的个人能力很难适应这一发展速度,已远远落在后面。”[5]95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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