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区域性设计艺术文化审美特色探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区域性设计艺术文化审美特色探究

[摘要] 楚文化是源于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楚辞和楚艺术品作为楚文化的典型，都具有浪漫型艺术的审美特点。凤是楚艺术典型的“意像”代表形式，楚人深受巫术影响，以异化的手法创造的楚艺术品展现了以“丽”为美的楚国造型艺术的设计特色。

[关键词] 楚辞、意象、凤、巫术

设计艺术产品是人类精神审美活动的物质生产体现。研究楚国区域性设计艺术文化审美特色离不开对同时期“人”的精神生产活动的研究，楚辞是楚文化的一朵奇葩，“辞”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生产活动，因此研究楚国设计艺术特点离不开对“辞”的研究。

艺术源于生活实践，反映了生活中的“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生产条件。区域性、传播媒介的不同既促使了各国艺术文化的融合及相互的影响，也导致了各国艺术文化的差异性，这才有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古代工艺品；才有各不相同、构思精妙、技术精湛的工艺造型语言和表现手法。

1、条件分析

楚文化是源于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从时间上讲，自殷商早期，楚政权开始和北方政权（主要代表了黄河流域文化）有了接触，直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5年）开始发展，到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早中期渐渐繁荣，战国末期，楚国衰败。即楚艺术发展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近500年的历史。

从历史的地缘关系上讲，楚最早建国于荆山一带，楚文化以两湖为中心，文化遗迹在湖南、湖北、河南居多。楚庄王、楚怀王时期国家疆土兼并扩充，扩张的过程中楚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来自北方中原、东南部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邻区域的华夏、吴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艺术因素[1]”，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楚国出土的文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其中的青铜编钟、尊盘、联襟对壶、鹿角立鹤、漆木衣箱等堪称国宝；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龙凤妇女图，子弹库出土的男子御龙图；故楚郢都现江陵一带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鸳鸯豆、越王勾践剑、木雕镇墓兽、虎座立凤、辟邪等；荆门的兵太岁同戈；河南淅川县楚国贵族墓地出土的王子午升鼎、我国迄今发现的用失蜡法铸造的最早的青铜器云纹铜禁；直至西汉仍广泛流行的楚式山字镜。楚国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的种类繁多、工艺精美，可谓熠熠生辉，中原列国望尘莫及。

就南北文化的区别而言，南方重感性，北方重礼尚理。孕育于南方的《楚辞》、《庄子》、《山海经》、《淮南子》中充满想象含有大量的神话传说，记述了风神飞廉、御日神望舒、河伯、湘君、湘夫人、雷神等，辞采铺陈华丽。而源于北方的《诗经》、《论语》，艺术作品古朴、浑厚，有现实理性主义的气息。

拂去两千多年的尘埃，当楚国艺术品以生动的直观形象屹立在世人面前时，似乎为我们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展现着楚国在绘画、铸造、冶炼、雕刻、舞蹈、文学等艺术设计领域的巨大成就；再现了那个个性张扬的年代，楚人浪漫、深情、飞扬、激情、又带有些许悲壮的情怀。

2、从“楚辞”谈起——浪漫型美术特色

“‘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不受为表现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2]” 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文字符号的组合——诗、词、赋所表达的观念本身不会受到物质载体的制约，从而成为心灵的纯真的独白。

从“楚辞”谈起的意义在于，由于艺术品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情感表现方式，艺术品就包含了情感性和物质性的两大基本方面。将情感性和物质性剥开来分析，艺术品通过物质材料真实、感性形式体现创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认识，“辞”的表达情感方式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因此通过“辞”的情感性有助于理解艺术的情感性。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月。

[3]”屈原的情感具有共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楚人普遍的情感特征：狂放的，潇洒的，不羁的，炽热的，驰骋于天地间任逍遥，可以“驾飞龙”、“杂瑶象”、“扬云霓”、“鸣玉鸾”。

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情感内在本质体现的是个体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冲突，冲突带来了情感的迸发。通过艺术创造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虽说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只有楚地创造的凤是昂首展翅欲飞的，是最充满神采的。“鹿角立鹤”（发掘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鹤的身躯无比修长优美，鹤翅伸展开来，翩翩似乎欲飞升腾空而起。“人物御龙图”中的人物驾玉虬，伴仙鹤，顶华盖。楚人的艺术更加充满了动感，富有意味，让人从有形的物引起无穷的回味。它们不是描绘客观世界的产物，而是表达主体炙热情感的工具。

3、审美的感性形式：“意像”

艺术的本质：“艺术是艺术家借助于某种感性媒介物进行构形，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意像世界的活动。[4]”艺术品的设计创作过程是艺术劳动者将理性的内容通过感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分析设计艺术品呈现的“意像”，关键在于三个问题：①“意像”的代表形式，②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法，③决定“意象”指向性的“意向性”，④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像”的艺术审美特点。

①“意像”的代表形式——凤

《说文》有“凤，神鸟也，…蛇颈鱼尾…燕颔而鸡喙…”。凤鸟仰首展翅，气宇轩昂，神秘、飘逸，不失端庄。与代表黄河流域文化的龙（如秦国就尊龙尚黑）相比，少了一份磅礴的气势，多了一份清新的灵巧。楚人奉凤鸟为祖先。“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白虎通?五行》）祝融即传说中楚人的祖先，为一凤鸟。《离骚》中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其中“飞廉”即“蜚廉”，乃神话传说中的风神，身为凤。

凤这种图腾符号在已出土的楚文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可以说无处不见凤或是凤的变形、抽象。如“凤立虎座”（见图1）为木质圆雕，黑漆为底，黄红黑形成明快的对比，金、褐、白相间其中，虎纹和凤羽色彩艳丽；凤圆目尖啄，长脚长颈，翅化鹿角，昂首欲飞，虎四肢屈伏，卧底为座；凤激昂，虎矮小，整件作品栩栩如生。如果按照图案征服说，楚人尚凤，巴人尚虎，凤立虎座，象征着楚人对巴人的征服。此外还有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的“三头凤”纹绣纹样、曾侯乙墓中的漆器上的凤鸣纹、云凤纹等等。

②艺术审美形式的创作手法：异化

楚国艺术品不是对自然的摹写，而是通过“异化”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的次序感，与普通的自然物产生区别。让我们不是去认识“艺术品”描绘的是什么，而是在于体会“艺术品本体”代表了什么。

以楚地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进行说明：辟邪（见图2），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根雕，是一只走动的异兽，头似虎，四条腿雕成竹竿形，其上分别雕有蛇、青蛙、蜥蜴、鸟、蝉虫，一只由六种动物和一种植物合成的怪兽。此外，非常典型的还有镇墓兽（见图4），又称“土伯像”，是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以木胎为主加以彩绘，形态诡秘。

异化的过程是从再现到表现的过程，“所谓再现到表现，就是具体的形象变而为抽象的形式。”“写实的动物形象逐渐抽象化、符号化而变为几何纹样。这也就是，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地由内容到形式的沉淀过程。[5]”异化的造型手法有：

（1）将现实对象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分解抽象出来，通过重复、连续、夸张、对比、象征等二维平面装饰手法的处理，达到夸张绚丽的艺术效果。如凤、龙的爪、啄、首、羽、翎眼被抽象出来，变形为云，作为艺术品表面的装饰元素。或者组合形成新的二维图形，如“三头凤”纹绣纹样中，植物草木的叶、茎与凤身相结合。

（2）通过对自然对象的分解组合再创作，产生新的三维造型形式。如鸡头、蛇身、虎头、鹿角、孔雀尾羽上的翎眼，各种佳禽异兽变换成一新的整体。

③“意象的指向性”：巫—人神相交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