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

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摘要：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以增长速度换档为基本表现特征，以调结构为核心内容，并且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经济新常态阶段。

在新常态下，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指标虽然基数偏低，但同样面临着增长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局面。

文章在当前宏观经济大背景下，首先简要阐述了新常态相关理论及当前全国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然后着重分析了形成目前经济困境现状的原因，并结合困境原因及中西部地区实际，以相关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如何贯彻新常态理念的背景指引下，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坚持的系列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中西部，经济发展困境一、经济相关研究及现状分析（一）相关研究综述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

国家统计局经济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著名宏观经济研究专家王一鸣认为：“从速度层面看，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观点是：“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

建议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

产业结构调整、增长速度换档亦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所以，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以及前期所积累的矛盾限制，中国经济必然会换挡回落。

并且，就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其主要产业支撑中装备制造业、能源重化工等占比较高，属于结构调整中要升级或淘汰的重头戏部分。

同时，中西部地区经济带发展还受到先天的区位和长距离运输的制约，如果不能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今后的发展空间将会受到严重制约。

（二）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现状综述新常态下，不但东部地区面临增长方式转换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中西部地区更面临着以增长速度下滑为基本表现特征，资源依赖严重，经济运行风险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培育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的艰巨任务。

受此影响，2014年以来出现了以山西、河北和东三省为典型代表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增长速度均在6.5%以下，列全国后五位的明显下滑的困境局面。

整体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中央宏观调控理念的变化，2013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困难不断加大，2014年的经济发展比2013年更加困难，2015年可能会更加困难，主要经济指标的严峻形势，在近些年来还没有过。

2013年以来，受价格下行、成本上升两头挤压，普遍出现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减弱，经营效益普遍下滑。

铜价跌至5年来最低，煤炭、石油、矿产价格不断创造新低，钢材价格降至20年来最低点，对房地产、建筑行业依赖程度较高等，并且，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及税收结构相对单一，抗风险能力差。

因此，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困难现状的形成，既有外部发展环境相对较差，也是资源依赖较重，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增长动力较为单一，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大量矛盾的体现。

二、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分析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四类：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资源等；二是区位条件；三是区域的投资环境；四是区域的外部环境。

2014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生态相对较差大环境的影响，受到全国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挑战。

和全国步调一样，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亦步入了增长速度换档、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经济新常态阶段。

要改变目前较为不利的经济生态环境，获得新一轮较好较快发展，中西部地区应该找准定位，在经济新常态的理念指导下，认真分析形成目前较为被动局面的原因。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境原因：（一）世界经济生态处于历史相对较差时期美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运行依然存在波动；欧洲受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一直处在低迷状态；日本经济近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

新兴经济体同样增长乏力，俄罗斯等金砖国家或受能源资源价格下跌影响，或受本国长期以来所积累矛盾的限制，经济增长同样低迷。

纵观世界经济格局，现在还并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世界经济依然处在经济周期中的相对萧条阶段。

世界经济增长低迷，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形势，导致新能源、机电产品等装备制造业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

同时，钢铁、石油、矿产资源等价格的不断走低，也严重影响到了中西部地区相关行业的生存发展。

（二）受到全国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态势，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30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调整为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但也应看到第三产业、消费需求正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将会更加稳定的较有利方面。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前期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污染严重、贫富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等这些方面的挑战。

和全国步调一样，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必然面对、并适应以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为基本表现特征的经济新常态。

（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作用的结果经济周期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中，繁荣和萧条是两个主要阶段，衰退与复苏是两个过渡性的阶段。

和世界一样，中国经济目前处在相对萧条阶段。

经济增长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从中长期趋势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我国经济走势与政治走向高度相关，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基本与党和政府最高决策圈的更替周期一致。

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未来进一步改革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潜在增速决定了经济运行的长期均衡趋势，经济周期决定了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态势。

和全国、全世界步调一样，中西部地区经济目前处在经济周期中的相对萧条阶段，人口、资源红利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未充分形成。

全面深化改革，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按经济规律办事，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来说更为紧迫。

（四）成本上升与资源环境压力并重和全国一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以及宏观形势的变化，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着劳动力、资金成本上升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不断攀升。

并且，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对土地、矿产等资源依赖相对偏重，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生态较为脆弱，经济增长一直比较粗放，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和全国一样，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的艰巨任务，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增长速度，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调。

（五）经济发展环境较差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多数地区受历史封建思想影响较重，受西方外来思想影响较晚、较少，人的干事创业的思想不浓，官本位思想较重，政府权力色彩浓厚，服务意识不强，吃喝玩乐、权利寻租气氛严重，服务能力不强，贪图享受思想较重，开拓进取意识不强，从而难以形成亲商、重商的较好经济发展环境。

政府工作与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理念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职能转变任务还很艰巨。

像江西省上饶市，2014年精简下放市级行政审批项目230项，精简率达70.1%。

然而，“群众办事难”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问题就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

（六）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企业的竞争力不强，抵御国际环境冲击的能力较差无论是工业领域，还是第三产业方面，中西部地区在全国拥有首屈一指的高端品牌较为缺乏。

不但是单个企业，就是抱团性的整体行业，中西部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的行业品牌也较少。

并且，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对房地产业依赖度过高，对资源依赖较重，缺乏新的支撑经济增长动力。

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来说，企业的竞争力不强，或者没有明星企业或行业支撑，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活力较弱。

（七）高端项目较为缺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缺乏高端项目带动，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得其后发优势没有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中西部经济没有得到超常规发展。

在中西部多数地域范围内，虽然也形成定位了各自的主导产业，并在当地范围内有较高影响力，但从全国范围看，中西部缺乏在全国具有很高知名度或影响力的品牌企业或产业模式。

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优、企业体量不大、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当前，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部分产业尤其是资源类企业、建材行业等陷入困境。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普遍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例更低，高端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低，支撑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还很薄弱。

（八）城镇化建设落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截止到2014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77%，而2013年8个城镇化率超过60%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上海、北京城镇化率在80%以上，天津超过70%，其他5省份在60%-70%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还没有一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

城镇化率低，导致城乡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现象更为突出，中心城区难以形成对周边乡村的较高带动能力和辐射效应，自身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难以为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或模式提供较好平台载体。

同时，也难以更好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难以让农业获得更好发展，也就难以形成较合理的经济结构。

（九）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充分与第三产业整体偏落后类似，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较大的区域性、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业与世界的联系落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不仅如此，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业运作相对不规范，地下钱庄等问题突出，金融业的不发达与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及金融风险并存，造成地方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并且，金融系统、特别是地方性金融系统发生问题的危害要远大于实体经济波动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务必要引起决策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