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的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探讨与思考

数字货币的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探讨与思考

近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举办闭门研讨会第69期，会议主题为“法定数字货币体系与数字金融监管”。有专家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四种维度，其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在技术上是加密货币，从实现来看是算法货币，从应用场景来看则是智能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既可为经济调控提供手段，也可以为监管科技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此外，还可以从载体入手来理解数字货币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数字货币仅体现了载体的变化，不涉及到发行主体从政府向私人转移。数字货币未必是加密货币，预计未来全球能够有能力发行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货币的央行只有寥寥几个。未来的数字货币发行可能会强化中心化。在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中，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局需要主动对私人数字货币领域进行更强监管。

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种维度

国际上关于“法定数字货币”有不同的提法，比如，DFC（Digital Fiat Currency）、CBDC（Central Bank-issued Digital Currency）、CBDA（Central Bank Digital Account）以及CBCC（Central Bank Cryptocurrencies），它们之间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有专家从以下四个维度来理解这个概念：

法定数字货币在价值维度上是信用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其天然具有两个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法定数字货币有价值锚定，能有效发挥货币的功能。相比交易媒介功能，货币作为计价手段功能是第一位的。而作为计价功能，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对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更是如此。货币需要有价值锚定，才能有效发挥货币的功能。第二，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对经济有实质性作用。非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是无意义的，对经济无实质作用，仅会引起价格的变化。而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身就是信用，实质上是发行主体信用的证券化，其信用创造功能在现代经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引入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降低货币政策规则上设定2%目标通胀水平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在传统法币的环境下，由于零利率下限，中央银行需要设定2%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缓冲，从而可以在经济下行时有足够空间来降低名义利率。而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环境下，负利率政策将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无需再设定2%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缓冲，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可降至零。从这个角度看，法定数字货币会有助于改进法定货币的价值稳定。

法定数字货币在技术维度上是加密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本质是加密货币，加密技术是法定数字货币实现技术安全和可信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在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上，需要运用密码学理论知识，设计法定数字货币特定的表达形式，保障数字货币的可流通性、可存储性、不可伪造性、不可重复交易性与不可抵赖性等。在法定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需要运用加密、分布式账本、可信云计算和安全芯片等技术，保证端到端的安全，防止被窃取、篡改、冒充。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用户体验上，需要结合隐私保护技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在为用户提

供不同于传统电子支付的点对点支付体验的同时，通过隐私保护技术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避免敏感信息泄露，且不损害可用性。在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方面，利用法定数字货币前台制约、后台实名的特性，通过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来管理相关数据使用权限，确保大数据分析等监管科技有用武之地。

法定数字货币在实现维度上是算法货币。第一，在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上，可以采用各种加密算法来保障安全可信的同时，如哈希算法、Fitzer加密算法、盲签名、环签名等，为将来的新兴算法也预留了一些特殊字段。第二，在货币发行环节，法定数字货币设计上有可执行脚本的考虑，将来可以使用预设可靠的算法规则来进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算法规则应是一套能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让货币供给充分适应宏观经济多变量环境变化的规则。第三，可以运用大数据，对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进行深度分析，了解货币运营规律，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分析等干预需求提供数据支持。

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为中央银行构建的央行发行决策模型是初级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数据搜集、存储和计算能力受限，这些AI模型尚未能在大规模的机器学习中得到优化和改进，仅是中央银行货币决策的辅助工具。目前货币运行的相关数据，基本通过后院式统计与估算来形成，使得货币在现实流通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数字货币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对法定数字货币而言，其货币的创造计算等，都是由央行和央行组建的联盟中心来完成。央行是造币者、发行者，一些关键核心节点是计算者，普通节点是运用数字货币进行交易的经济主体。在这一角色定位下，在数据适当透明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大数据对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货币运行规律，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性分析等刚性需求提供数据支撑。

法定数字货币在应用维度上是智能货币。货币的用户体验和政策执行都可能更加智能。就用户体验而言，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智能合约，执行自动且可信，并且可以在技术上提供降低合同违约和信用违约风险的新手段。另外，去中介化的点对点支付，也将使用户支付的能动性大大提高，并在货币的支付功能上延伸出更多智能化的功能，从而创造各种智能化的商业应用。就政策执行而言，斯蒂格利茨曾研究了电子货币系统的宏观经济管理。针对现行体制下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他建议引入信贷拍卖机制，由中央银行通过信贷拍卖，对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直接施加影响，约束商业银行行为，促使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前提是中央银行对经济状况，和银行行为和资金流等信息，必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控。在这个说法之下，电子货币系统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

数字货币未来或许将强化中心化

有专家从载体入手来理解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仅体现了载体的变化，不涉及到发行主体从政府向私人转移。国家信用最终作为货币的背书形式，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政府强加给市场的。因此，我们不需要把央行和市场对立起来。货币载体的变化使得货币的清算、结算体系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涉及信用主体的变化。数字货币就是这样一种变化，从电子货币走向数字货币体现的是货币载体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