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含作者的隐蔽性——以小说围城为例》

论隐含作者的隐蔽性

——以小说《围城》为例

文艺学冯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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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1961年韦恩·布斯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后，叙事学界对此术语的理解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隐含作者”。我认为隐含作者是存在的，但是顾名思义，它是具有高度的隐蔽性，有待理想的读者的发现。本文将以小说《围城》为例，通过对这部小说叙述者具有反讽意义的议论的分析，从而对隐含作者的隐蔽性加以探究。

关键词：隐含作者隐蔽性《围城》反讽

韦恩·布斯最早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他在第二章“一般规则：‘所有作者都应客观’”中说：“对某些小说家来说，他们在写作中，似乎真的发现或创造了自己。正如杰萨明·韦斯特所说，有时‘只有通过写故事，小说家才能发现———不是他的故事———而是故事的作者，即正式意义上的作家，即是说，那件叙事作品的作家。’不管我们称此隐含作者为‘正式意义上的作家’，还是采用新近由凯思林·蒂洛森复活了的术语，即作者的‘第二自我’———显然，读者得到的这个存在的形象就是作者的最重要的效果之一。”

很多时候一般读者容易相信小说的叙事者就是作者的自我，叙事者的不可靠性叙述通常易被忽视或者误读为有血有肉的作者的真实意图。布斯在《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中说：“很多学生从未学会将不同程度的不可靠叙述声音和有意创造出这种声音的隐含作者区分开来”，并举例塞林格对自己笔下的叙述者霍尔登·考尔菲尔德严重偏颇的言行是不能苟同的。《麦田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和叙述者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可是他通过成功应用亲近型不可靠叙述策略①，抽丝剥茧地揭露了荒诞表象下掩饰的真相，展

①詹姆斯·费伦《<洛丽塔>中的疏离型不可靠性、亲近型不可靠性及其伦理》一文中将亲近型不可靠性叙述分为六个子类型，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要运用了“天真的陌生化”、“真诚但错误的自我贬低”、“有限靠近规范”三种手段缩短叙事者即霍尔顿·考尔菲

示了主人公所具有的高尚特质。因此那个与社会不和谐、有着性格缺陷的主人公，却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喜爱。

对于叙事链条的终端②——现实中的读者来说，倾向将隐含作者甚至是叙述者等同于真实作者。然而，由于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心理体验，读者对真实作者的记忆和所知往往是隐含作者的集合，是读者在阅读作品后的一个“虚构物”，而不是真实作者私下的个人存在。就像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所说的：“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和布斯认为的隐含作者是一种“角色扮演”，是一种自我倾诉、自我创造的行为这种观点契合的是杨绛先生在下文中还提到“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如果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以及叙述者的关系打个比方的话，有血有肉的作者即酿酒的粮食（原料），隐含作者是配方，叙述者则是酿成的酒。读者在品味酒时如果忽视配方的存在，不过就只得到酒=粮食/葡萄……的等式，那么也就意味着作为品酒人（读者）没有进入“虚拟的契约”③，不是理想的酒客（隐含读者）。

事实上，读者不能预设出隐含的读者是很常见的，因为叙述者并不存在稳定的可靠性和不可靠性，有时候通过布斯所谓的“亲近型不可靠性”使叙述者的交流在表面上不可靠，但在隐喻层面上可靠，这样就“缩短了叙事者和‘作者的读者’（隐含读者）之间在感知、伦理以及情感方面的距离”④。也有所谓“可靠”的叙述者就是代表隐含作者发言的叙述者, 他对人物与事件的描述及其评价成为读者正确把握文体的指南, 读者一旦识别出叙述者的真正观点, 就找到了隐

尔德与“作者的读者”之间的感知伦理和情感的距离。这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问世后，霍尔顿成为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争相模仿的对象的原因。

②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一书中（P135），采用了图表式的叙事链条：

现实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现实中的读者，其中第二至第五项属于叙事文本内部。

③查特曼《故事与话语》（P135）：“当我进入虚构契约，我就增加了另一个自我：我变成一个隐含读者”。

④摘自詹姆斯·费伦的《<洛丽塔>中的疏离型不可靠性、亲近型不可靠性及其伦理》

含作者。

以《围城》为例，一方面它的叙述者是可靠叙述，因为基本上叙述者和读者预设的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小的，其中穿插的叙述者巧妙机智的议论能够体现作者的观点并有作者的风格，让读者明确地知道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另外，叙述者大量地运用夹杂着不太地道的英文的语句（如方鸿渐在背后表示对高松年不满的时候来了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滚你妈的蛋’），叙述者通过“牺牲”这些操着洋泾浜的人物，从而达到叙述者对这一类人酣畅淋漓地嘲弄，也遂了始终保持默契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心意。这一类例子贯穿全书，多不胜举。所有这些契合真实作者意图的叙述，都使隐含作者的存在性受到怀疑。

然而，有一些含蓄而有意的议论反而更值得引起注意。一开始叙述者介绍船过了红海在印度洋面上开驶时的天气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叙述者似乎是顺带地提到“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叙述者并没有明说一九三七年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这从最开始就说明了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具有含蓄的反讽意味。⑤而叙述者的议论似乎成为作者重要的叙述手段，也是隐含作者的蛛丝马迹。试看这几句：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P4）

一切做长辈的都不愿意小辈瞒着自己有秘密；把这秘密哄出来，逼出来，是长辈应尽的责任。（P105）

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P106）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存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P112）

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P184）

⑤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第五章“隐蔽叙述者和公开叙述者”，第213页，对叙述者的议论进行研究，认为“反讽是说话者与他的听众进行的隐秘交流”。这种交流的隐秘性实际上使作品具有含蓄的特点，也让隐含读者（成功的真正读者）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