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与生命的意义

历史观与生命的意义

时下物欲横流，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鲜有人驻足思考。只有象我等这样一介书生，生长于社会之边缘，囊中无物，口中多话，才有心情高谈这类问题，此文题目极大，然引发自一本小书，书名为《万历十五年》。

历史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在不断地变为历史。我们深感时光短暂，世事恍惚，现下活着的人莫不就死。英语中有种用法，极尽其妙：如we are dying(我们都将死），完全可以理解成我们正在走向死亡，与我们正在活着是一个意思。而人的记忆力有限，无法记住许多东西，因此不妨将过去的事情写下来，代替每个人大脑中的历史，从而成为文本化的历史。“写下就是永恒”一方面是指文本的价值；另一方面是指历史的不可逆转性。提起笔来，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个延长的方向不是向着未来，而是向着过去。过去的我们虽然已经消失，但仍以这种方式存活。类似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朋友聚会，合影留念，合影的目的不是为这个聚会留下证据，而是为了这样一个功能：看到这张照片，过去的我们将浮现于脑海，欢乐痛苦如历历在目。我们不是断了线的风筝，在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找到某种归属感。

但这只是个人的历史观，无关乎大局，然而随着历史越来越长，有那么一批人自愿地或不自愿地担当起这样一种脚色：他收集、整理各种遗留下来的资料，删减取舍，以一本书或多本书的形式将某一段历史浓缩在一处，这些人就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功劳在于令读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了解一大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当然只是其概况。但历史学家有其特定的历史观，他看到的东西就是他要找的东西，加上著作刊而成册，广为流传，于是乎他的历史观就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人，而这影响是好是坏，不具慧眼，是很难看得清楚的。假如他通篇都在讲帝王将相，读者就会以为历史就是这些人创造的，而自己想要青史留名，或者说想要有点“意义”的话，就一定要做帝王将相；或者他讲权力斗争，互相倾轧，则读者就会认为可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可见，历史书籍不仅仅是资料，毋宁说是一种无声的霸权----影响了许多人的东西就是霸权。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经历坎坷，久历风雨，退而结史，倒有可能写出好书，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本佳作。

我先读的是“序言”，后读书尾的那篇文章“《〈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及两个目录，然后是正文，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时间：可以提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书尾269页写道：“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至此学习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里尚不能看清，而须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看得出来。”窃认为历史是无所谓规律性的。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也是社会科学学者眼中的规律，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比如，黄仁宇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序言的第四页）。”可以从中提炼规律如下：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以道德代替法制，否则将会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大失败”。这样的规律显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规律，但这个论断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以道德代替法制，而“大道无形”，事实上也就没有什么可真正依赖的东西来做国家的支柱了。

书中写了一个皇帝即万历皇帝；两个首辅（首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和申时行；一个古怪的文官：海瑞；一个武官代表戚继光和一个哲学家李贽。在一场大悲剧来临之际，书中的人物无不以悲剧收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性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245页）。”历史虽无规律，却有其强大的惯性，明王朝象一部大车，行驶在还算平坦的道路上，但于无声处，前面已是悬崖。有人也许感到了一些危险，但个人之力无济于事，终将驶入深渊。

万历皇帝，虽贵为天子，却无法立自己心爱的贵人之子为皇储，死后两人甚至不能同穴而葬，“（90页以下）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个人的意志。”皇帝在与廷臣的多次博弈中败下阵来，“实际上受制于廷臣”，于是他就“心灰意懒，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他不能象叔祖正德那样任意而为，“（106页）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如果说

大明王朝是一部马车，万历试图控制它，但不能成功，于是干脆撒手不管，信马由缰了。

首辅张居正改革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64页）手段是加强行政效率，前者过于严厉，又违背了平素利用耆老缙绅所行“间接管制”的原理；后者被指责为“（同上）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急功近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95页）文官体制下的官员宁可用道德观念做救命的符录，而不要行政效率。结果，其改革不得不以流产而告终，本人死后尚被清算。张的后任申时行不得不降低标准，企图用调和的办法类医治文官的双重性格，即道德与物质欲望的对立。希望“（95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要求他在性格上表现为恬淡冲和，处理问题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原则对内若无大功，总算无过，但在对外政策中，却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失误：当关于如何对付努尔哈赤的问题出现争议并引起文官的不睦时，申时行将此事看作内政，含糊了事，结果，怒尔哈赤得以为所欲为，他的后代率铁骑最终踏平了大明江山。

皇帝、高官距我们平头百姓远矣，若要由读历史而探求生命的意义，李贽倒是个合适的对象。李贽是儒家信徒，25岁中举，官场浮沉近40载后，于61岁时剃发为僧。他在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时，“（216页）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即读书、作官和买田）。”但仕途遭际，他一方面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希望摆脱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另一方面则是还债，即按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因为“（215页）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祖先经过若干代积累，才具备经济条件给子孙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这种多年奋斗取得的荣誉，其基础为全体家庭，荣誉获得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时至今日，相信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对此仍会有同感。）

李贽尊儒，儒即孔孟之道。孔子倡“仁”，《论语》中“仁”字66见；孟子倡“性善”，直到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权威。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由哲学外推至政治的不二法门，是为理学。又有王阳明，依朱熹之法格物，坐于竹前冥思苦想，然而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出个所以然，自己反而病倒，因此另辟心学，即主观唯心，闭上眼则花不见，同归于寂。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