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朝鲜双重外交的形成及影响

试析近代朝鲜双重外交的形成及影响

摘要：近代朝鲜的双重外交是指朝鲜在保有与清政府宗藩外交的同时，与其他外部世界建立了条约外交。这种局面的出现有三种原因：首先，是朝鲜国内开化思想的推动；其次，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诱导作用；第三，列强要求立约的外部攻势也促成了双重外交。双重外交对朝鲜近代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朝鲜；双重外交；历史形成

近代朝鲜的外交具有阶段性特点，即前期闭关锁国，奉行单一的宗藩外交，中期条约外交建立，宗藩外交与条约外交并存，后期沦为殖民地，丧失外交自主权。其中，双重外交时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出现受朝鲜开化思潮的推动，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双重外交建立的诱导力量，列强打开朝鲜国门的外交攻势是双重外交局面出现的外部因素。在双重外交体制下，朝鲜外交出现新特点，即宗藩外交突破朝贡与册封的单一形式，同时，朝鲜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

一、双重外交形成前的周边局势

朝鲜确立双重外交前，东亚有着自成一体的外交体系，这就是宗藩外交或称作朝贡外交。中国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优势，因此成为宗藩体系中的宗主国。朝鲜、越南、缅甸、琉球是这一体系中的藩属国。朝贡与册封是维系这一体系运行的重要方式。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一体系的核心清政府沦为半殖民地，其藩属国也相继成为列强的侵略目标。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

况下，面对列强对其藩属国的侵略只能听之任之，至19纪纪70年代末，清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割占，越南和缅甸不断遭到法英的侵略，东亚自成一体的礼治体系出现缺口。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大院君执政时代，朝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多次驱赶前来叩关的美法舰船，又拒绝抱有“征韩”企图前来“复交”的日本，但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把目光锁定身处东亚要地的朝鲜半岛。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迫使其签订《江华条约》，对日开放口岸，允许日本入朝贸易。这一历史性事件给朝鲜带来巨大冲击，触动了朝鲜全国上下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种骤变的外界形势。日本势力已深入朝鲜，势必刺激欲与朝鲜建立通商关系的其他列强。如果此时列强前来要求建交，是继续被动消极应对，以致引发战事，被迫结城下之盟，还是改变外交方式，思考如何打开国门以自强。是摆在朝鲜面前的巨大时代课题，这预示着朝鲜政权在外交上必然做出某种变革。

历史上，中朝的宗藩关系一直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典范。两国的关系最为稳定与笃厚，两国在应对第三方的侵略时，常结成军事同盟，如明朝的御倭战争、清朝的抗俄斗争。但是到了近代，当美、法、日对朝鲜进行武力侵犯时，不足以自保的清政府却束手无策，只能视而不见，任凭事态发展。如1875年的日本侵朝事件，朝鲜求助于清政府，清廷惧怕引火烧身，不愿插手其中，命朝鲜自行处理。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大量主权，对列强割地赔款。清廷的衰败震撼了朝鲜。在他们眼中一向强大的“天朝上国”都不得不打开国门，弱小的朝鲜恐怕更难

坚守锁国之策。但是若要开放，以何种形式？而此时，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条约外交正以其近代外交的强劲生命力在全球大行其道，这势必成为朝鲜政权的最佳选择。

二、双重外交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

1.开化思想助推朝鲜政权打开国门

开化思想是近代朝鲜历史上一股进步思潮。它是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朝鲜传统的实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外来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由中国和日本传入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放眼世界，关注民族命运，试图找到民族振兴的道路。这些人提倡“经世致用”，并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当时世界的形势。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如魏源、徐继■，他们创作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不仅成为当时中国人看世界的一扇窗，也成为当时来华的朝鲜学者和使节的启蒙教材，成为他们开化思想的重要来源。朝鲜学者崔汉绮曾根据这两本书的主旨思想写成《地球典要》一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主张朝鲜需要开放门户与外国交往。”[1]277部分朝鲜政府官吏也倾向开化，朴■寿是他们当中的重要代表，他出使中国后，接触到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认识到朝鲜形势危急，建议朝鲜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他指出：“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曩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今盟征伐，将不胜纷纷矣……内治外交不失宜，犹可自保，不然则弱昧先亡，天之道矣。”①这一时期，朝鲜与日本明治政权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朝鲜每年都派出修信使出使日

本，他们大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官吏，这些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者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进步，对资本主义文明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们认识到：朝鲜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局面，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至19世纪70年代末，朝鲜的开化派已形成，其主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反对朝鲜恪守闭关锁国，主张朝鲜以适当的方式打开国门；其二，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朝政，使朝鲜迅速开化，成为近代化国家。这些开化派成员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官僚，因而其主张对朝鲜政权的决策层具有一定影响力。在开化派的推动下，朝鲜全国上下掀起了“开国上疏运动”，要求朝鲜政府开国，吸收近代文明，与外国通商。在朝鲜面临主动还是被动开放的难题前，开化思潮无疑成为朝鲜政权决策的舆论助推力量。

2.清政府“以夷制夷”之策推动双重外交形成

日本打开朝鲜国门之后，对朝鲜提出了更多的侵略要求，沙俄也以将兵力集结于海参崴，企图在朝鲜占据一个不冻港。美英等国也从未放弃打开朝鲜国门的野心。朝鲜对于清政府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战略意义。一旦失去朝鲜这个重要的藩属国，那么以清政权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完全瓦解，清政权将彻底失去这个体系中的大家长地位。更为紧迫的是，朝鲜陷于他国之手，对清王朝东北边疆安全将迨患无穷。

此时，清政府官员中的一部分纷纷谏言献策，谋划如何应对朝鲜危机。这当中，福建巡抚丁日昌和清驻日大臣何如璋的建议对清政府的决策

起了重要影响。他称：“如朝能与泰西诸国通好，将来两国（日、朝）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庶可稍遏日本侵朝的气焰。”②即引进西方势力制衡日本。清廷也意识到：“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中，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③遂打算引进西方势力制衡日本，“以夷制夷”之策由此形成。

与此同时，清驻日大臣何如璋致函清总理衙门，称“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如能早与各国通商尚足牵制”。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更为之拟定《朝鲜策略》，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2]1880年，当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金宏集拜访何如璋及黄遵宪时，黄遵宪向朝鲜使者阐述了其为朝鲜制订的平衡外部势力的对策，并将《朝鲜策略》赠之，金宏集等人回国后，将之呈给朝鲜国王，由此在朝鲜国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朝鲜官员认为，《朝鲜策略》非常适用于目前的朝鲜外交，不可将之束之高阁。正是在《朝鲜策略》的影响下，朝鲜最终确立接受了清政府的“以夷制夷”之略，打算与西方立约通商。1880年11月，朝鲜国王派侦探委员李东仁赴东京会见何如璋，请他出面代为周旋，与美国结交。这表明朝鲜最终确定了立约通商的开放国策。其后，在李鸿章等清廷官员斡旋之下，朝美之间签订通商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在清政府的“襄助”下，英德法等国也先后与朝订约。朝鲜由此步入双重外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