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中国古代的礼刑关系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2013

一、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

“礼”在殷商时期就有了，但那时只是一种宗教祭典上的仪式，周公等西周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感到一味重刑反而会加剧人民的反抗，危及自己的生存，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他们把殷礼继承下来，并把它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周公所制的礼，是调整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其中许多规定是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

在重视礼治的基础上，在“以德配天”的思想指导下，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1］。所谓“明德”，就是要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德治思想本身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德治要求统治者本身有较高的品德修养，这样才能具备推行德治思想的个人基础。第二，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将推行德治，实行仁政作为治国方略，这可以视为推行德治思想的政治基础。所谓“慎罚”，是周公从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谨慎用刑，刑罚适中，反对滥杀无辜，它是明德的具体落实。周公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对罪犯区别对待。对待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和惯犯，即使是小罪，也要从重处罚，而对待那些过失犯罪的人和偶犯，即使犯了大罪，也可以从轻处罚。（2）反对连坐，主张罪止一身。他针对殷商的“罪人以族”，滥施族刑，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只惩罚犯罪人本人。（3）反对乱罚无罪，杀无辜。(4)刑罚适中。意思就是用刑“不过”，又无“不及”，刑当其罪［1］。

但是，周公主张的“慎罚”思想也是有限制的，并不是一味的对任何犯罪，对任何犯罪人都讲宽大，他主张对一些严重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以及严重危害宗法伦理习惯的犯罪严加惩处。

“明德慎罚”思想虽有缓和司法镇压的作用，但并不是削弱刑罚，而是为了更有效，更准确地施用刑罚，周公将明德贯穿于慎罚之中，用德来掩饰刑罚的实质，加强刑罚的效能。可见，周朝统治者一方面以德施刑，进行政治欺骗，另一方面又以刑成德，维护德的权威［2］。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西周的统治者的统治实质是“轻礼重刑”，为了缓和激烈的阶级矛盾，礼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重刑的思想而被引入的，此时的礼更多的是作为辅助刑的工具存在着的。

二、孔子思想中的礼刑关系

孔子的思想以“仁”、“礼”为核心，他在贯彻礼治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仁”的观点，仁是礼的精神实质，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他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从而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手段，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

在法律思想方面，孔子在礼、刑的关系上主张“德礼为主，法刑为辅”，指出“齐之以刑”只能使民众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之心服，只有“齐之以礼”，民众才会有羞耻之心，自觉遵守法令。在孔子看来，“礼”是包含“德”的情感、思想的行为规范，德、礼优于正刑，是正刑的理想方法，而正刑也应当包含德、礼的思想。孔子“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先教后刑，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孔子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在国家统治方式问题上非常重视德、礼的作用，他认为德、礼不但比政令和法刑更能遏制犯罪，还能使人民从心理上排斥犯罪，从而有效预防犯罪。（2）宽猛相济，以刑罚辅助德、礼。孔子重教化，轻刑罚的思想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刑罚的作用，而是主张刑罚适中，在

简议中国古代的礼刑关系

沈定军

摘要：礼和刑是奴隶制国家的两种统治手段，礼和刑维护奴隶制统治的本质是一致的，作用是相通的，但二者的表现形式却相去甚远。统治者正是认识到了礼与刑在本质上的相同和在形式上的不同，以及运用它们进行统治的利与弊，所以从周公治礼开始，他们就在礼与刑的互动关系中寻找二者的平衡点，以期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关键词：礼刑关系；统治手段；德主刑辅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3）01-0069-02

作者简介：沈定军(1979-)，男，河南商水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新郑451191）讲师。

收稿日期：2012-10-26

德化礼教仍不能感化犯罪人的时候再施用刑罚，把刑罚作为德化的辅助手段。（3）以德去刑，德教具有消灭犯罪的功能。孔子认为，在教育人们弃恶从善，消除犯罪动机方面，德化比刑罚更为有效。这是他基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得出的结论［1］。孔子不明确主张人性为善或恶，只是认为人性生来相似，社会中的人之所以在保留善良本质方面有差异，是因为后天社会影响的结果，所以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礼教得到预防，最终达到消灭犯罪的目的。

“德主刑辅”思想是古代关于社会控制、犯罪预防和矫正的一种综合治理模式，带有古人所谓“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朴素辩证的方法论思想，但是这个模式有着严重的道德至上论的倾向［3］。由于过分强调德、礼的作用，所以儒家推崇的无疑是贤人治国的“人治”思想，而人治有着与生俱来的任意性与难以避免的不公正性，所以虽然“德主刑辅”思想试图在西周“明德慎罚”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更加有效的治国模式，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

三、荀子的“礼法统一”思想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以“法治”充实“礼治”的思想家。与孔、孟相比，荀子不但论礼最多，把礼的地位抬得最高，而且也最爱谈法，对法最为重视。

为了称霸诸侯，统一天下，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两手并用的方针，要求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其根据是“性恶论”。他认为，礼义的主要作用是教化，性本恶的人只有经过这样的“化性起伪”才能成为君子；法、刑的主要作用是强制，强制对于不听从教化的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礼和法都是治国必不可少的［1］。荀子虽然重法，但他在强调法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仍然认为通过礼义教化人是可以改恶从善的。因此，在教化和刑罚关系问题上，荀子主张先礼后法，先教后诛。他既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诛”［4］。他主张统治者在实行教化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罚过与赏功相结合，这样才能鼓励人弃恶从善。

四、董仲舒思想中的礼刑关系

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创造了不同于先秦儒学的新儒学，他用阴阳学说来阐述“德主刑辅”思想。他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他把德和刑比作阴阳、四时，目的在于说明“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统治者在运用德与刑进行统治时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

董仲舒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实践，即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案件的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史称“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最极端的表现，它反映出的刑法思想对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既有继承，如“亲亲相匿”、“反对株连”，也有发展，如“原心论罪”。“原心论罪”就是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的时候，看重的是主观善恶所反映出来的动机，而不是行为的效果。这种用道德标准判断行为是非的方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一种审判方式难免有罪刑擅断之嫌，有悖于法治的要求。

董仲舒新儒学的出现标志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已经形成。这种思想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利于他们巩固统治，禁锢人民，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自董仲舒以后，历代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主张，如王充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刑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司马光的“振举纪纲，一遵正法”，丘溶的“礼教刑辟交相为用”，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

中国古代封建刑法思想始终以封建统治者应采取的统治手段为中心，经历了长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才确立的。这一过程也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逐渐确立的过程。“礼”与“刑”孰主孰辅，孰轻孰重，立法者不仅要审时度势，更重要的是要维护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使封建专制统治得以维持。从表面上看，“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体现的仅仅是礼与刑的地位、作用等关系，其实，礼、刑的分歧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对统治方法、手段的不同认识。基于这一特点，长期争论及探索的结果就是确立了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并将其贯穿于其后的整个封建统治之中。

现代法律的核心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宪法，其主要意义即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从这一方面看来，其主旨正与“德主刑辅”论相悖。在当今社会，“德治”与“法治”仍然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们应该具有更为清醒的民主法律意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强调道德的作用，它可以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弥补法律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１］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法院精粹编辑委员会．中国法史学精粹［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