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

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一直是学术界长期来追寻探索的热点。我认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要之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地域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土壤。一定的地域环境决定了本土居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决定了所产生的人才的素质、性格及其人才所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自古以来湖南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然自宋元以来，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在族源、血缘方面已经同清代以前的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人口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犷悍、强韧和刻苦耐劳的习性，从而在近代湖南便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这种乡俗民气必然渗透到近代湖南人的一般社会心理意识中，衍化为一种湖南人所独具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才。此其一。其二，湖南的农业经济，经过这些移民数代的垦殖耕种，特别是对洞庭湖区的开发利用，自康熙以后，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把湖南变成了全国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真实地反映了湖南农业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康熙末年以来湖南境内的湘潭、岳阳等地便已是闻名全国的商业重镇。经济的繁荣又会使得湖南的文教昌盛。清代以来湖南的教育一直发达。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没有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就成为空话。故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乃是湖南人才蔚起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与保障。此其二。其三，古代湖南"四塞之国"的格局，到了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随着洞庭水系的畅通与粤汉铁路的修筑，已经打破。昔日偏远封闭的湖南，一跃成为南来北往的走廊，这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得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也因此得以传入，从而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也更新湖南人的观念，促使湖南人走出封闭，走出湖南，走上改造中国与社会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其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依然不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学风从宋代的湖湘学派起开始提倡。胡宏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胡宏：《知言》第1卷。）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崇尚实学，隐居40年，著书立说，博采众家之长，将经世致用之学推向极至。但王夫之在世时其学不彰。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被尘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年间，始由新化学者邓显鹤等先后汇刻24种，共157卷，称《船山遗书》。到太平天国时期，复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广泛收集，在原有基础上

扩充汇刻为62种，计298卷，仍称《船山遗书》，从此王夫之的学说与影响方日渐扩大。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编辑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也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士人注重经世的作用。人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00页。转引自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如左宗棠自幼便胸怀大志，自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他18岁时就已将《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国为己任，将经济、义理、考据、词章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戊戌时期，谭嗣同师从笃信船山之学的欧阳中鹄，而谭在推崇王夫之方面比其师有过之而无不及。谭不仅服膺王夫之"道随器变"的唯物论和"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而且发挥王夫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一人私天下"的思想，以"冲决网罗"的气概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也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对王夫之的学术影响做了如下评论："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的《王船山史说申义》也称："船山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转引自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由上可见，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实际上是以经世致用与船山学说作为内容。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似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哺育不无关系。

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时势造英雄。人才的成长，需要环境，更需要机遇。近代湖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动荡的社会局势，始终聚集着世人的目光。先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广西进军湖南，使湖南成为战场。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军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功成，不只是在中国增添了一大批湘籍官吏，而且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湖南历来是农业大省，人们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群视入伍当兵为不肖者所为。社会上流行"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谚语。但湘军集团的出现，特别是文人也能治军，这就改变了昔日一些人的职业价值观念：一部分人愿意离开故土外出闯荡，许多青年学子也乐于投笔从戎。可以说，湘军的示范作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激励着湖南的有志者发奋进取。

但湖南人醉心于湘军的荣耀和影响也不过三十余年。到了甲午战争爆发，辽东战场上，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居然也不堪一击，这就使得湖南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部分有识之士隐约感悟到湘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救亡，湖南人需要重新奋起，寻求新的出路。故甲午一役成为了湖南求变的契机，也可以看作是为湖南的第二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然而第二批人才要从第一批人才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