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性论

中国古代人性观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喜龙：10111110225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上，在人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充分显示出人类对自身本质的高度关注。

“人性论”是旧哲学探索人的共同本质属性的一种学说。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

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这两种学说均对后期儒家哲学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孟子的“性善说”在战国时期，孟子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主要表现是人性和禽兽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

他指出，人的本性和禽兽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人性丢了，结果变得和禽兽差不多了。

因此，孟子十分强调“立心”、“养心”、“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人。

那么心、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

”也就是说人要不断地膨胀自己的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心、本性都是上天赋予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上天给予的。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的本质特征。

孟子是从人见小孩落井产生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他的性善论的。

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或“恻隐之心”。

一个小孩行将落井，一个人看见必然前去搭救。

这个人去救小孩一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扬乡里，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啼哭声，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

孟子从这件事上就引出了他的性善论，并进而导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四端）如同四肢一样，是人生而应有的，而不是外力加给每个人的。

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有善恶的不同呢？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相同。

有的人能为善人是由于他努力培养与扩充这些“善端”。

他认为圣人就是把这“四端”发展到完全程度的人。

人都有“四端”，如果都能括充之，就都可以成为圣人。

但有的人不去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所以不能成为善人。

孟子一方面把仁、义、礼、智说成人的本性，同时也承认人的感官欲望也属于人的本性。

但孟子认为感官欲望是“小性”，仁、义、礼、智是“大性”，小性要服从大性。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学说的思想基础。

在孟子看来，仁义是人先天具有的本性，将仁义从人的心中扩充开来，推广到全社会，就会形成“仁政”的政治原则。

先王正是把这种仁义之心，由己及人推广到全社会，才会形成仁政的。

孟子讲的仁政，就是把仁义等道德原则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

他说：“亲亲是仁，敬长是义，人人亲其亲，敬其长，而天下平。

”每个社会成员都亲亲敬长，自觉遵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

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理论。

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先天道德论，把仁、义、理、智等道德观念说成先天就有的。

而且其推论方法也是错误的。

如果说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人生而有之的自救本能的话，而亲亲、敬长、忠君等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绝不是生而有之的。

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推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这在逻辑上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孟子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二、荀子的“性恶说”荀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性恶论”的人性论思想的哲学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这是荀子的“性恶论”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其最终的结论。

荀子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凡是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之也。

”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欲望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

由于后天的礼仪教化，而使人由恶变善，这就是“化性起伪”。

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自设问答展开了论证。

首先，人生而好利，有疾恶，好生色。

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性情发展，就必然发生争夺，产生各种矛盾，最终造成暴乱，证明人性恶的观点。

其次，人之行善，师法教化而成，如果人性善，人就会自然行善，用不着师法教化而治，用不着圣王制礼义而理正。

事实上，人们都要有圣王法师和礼义教化。

再次，礼义不在人性之中，不出自人性，性是不学而能，不事而成。

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性同样都是恶的，君子所以为君子，在于积伪礼义，小人则不知道积伪，礼义之善是人为之伪，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于能不能积习礼义，而其性是一样的。

最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禹一样的圣人，然而在事实上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

是自己努力修养的结果。

因此，只要努力积习，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是不知性伪之分，是不知人之性。

荀子认为，性为恶，通过人为之伪可以为善，这如同木材经过加工可以制成器具一样。

“性”和“伪”是不同的，性是天性的禀赋，不待教化而有的；伪是待后天教化而成的。

但是“伪”能化“性”。

礼义之伪，可以矫正人性之恶，引导人性向善，这种矫正人性之恶而化为善，如同木材不直，经过外力矫枉为直一样。

而且礼义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但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荀子的性恶论的宗旨是后天的人为之伪，强调社会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

孟子主心，荀子主伪。

荀子的性恶论及其礼义理论比孟子的性善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有着严重错误。

这是因为：荀子批评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从人的欲望要求出发研究人性，这是一种进步。

荀子不承认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认为礼义辞让等道德原则，不是人的本性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这就否定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

并且荀子关于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观念的思想，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

荀子人性论的出发点是人的欲望要求。

这比根本否定人的欲望而只谈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要真实一些，比较符合人类的实际情况。

人生而有欲望要求，人类正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

正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产生了道德观念。

因此只有探索人的欲望要求，探索人的需要，才有可能认识人的本性。

荀子从人的欲望和需要出发探索人的本性，这一点是可取的。

同时，荀子从人的群体生存的需要出发来阐述礼义的来源，比孟子把礼义归结为人的本性，也是一种进步。

在荀子看来，人必须有一定的规矩来确定自己的社会等级，防止人们相争，避免引起混乱。

而这一点的规矩就是礼义法度。

礼义法度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而是圣人制造出来的，加于个人身上的，这种说法比孟子的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

尽管如此，荀子的人性论的基本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荀子把人的本性说成是先天就是恶的，也是错误的。

人生而有欲望要求，这些欲望要求是天然的、合理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恶，它是人类能生存下来发展下去的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动力。

其次，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一样，归根到底是为君主专制主义论证的。

荀子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与孟子的截然相反，然而其归宿却完全相同。

孟子的性善论实质是主张人天生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顺民；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要人们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来适应君主专制主义。

因此，他们都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

三、中国古代人性的实现途径及现代意义通过对人的有限性和创造性的论述，怎样实现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性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首先，他们注重自身修养对塑造完美人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中庸》里也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可见他们都把自己的人性的提升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达到自身内部的和谐。

而道家追求效法自然，反朴归真，强调真正的人性是不为物累，不为己役，摆脱一切束缚，看起来太过消极，但是体现他们追求自身修养的重要性。

“传统思想强调个人的自我管理，即个人自我道德的提升和完善，亦即自觉性和自律。

因此，严于律己已成为中国社会最推崇的美德之一。

”其次，他们注重外部环境、教育对人性提升的作用。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劝学篇》人性的形成与环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人在环境中生活，人性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环境影响，特别是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

因此，加强社会和人文环境的改善，对提高人性的修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古代实现人性的途径来看，对我们当代社会提供借鉴的榜样，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精华为自己利用。

（一）“天人合一”思想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思想。

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高昂，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破坏，自然向人类亮起了红灯，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应对自然的惩罚。

而“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

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

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

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既要‘尽人之性’，又要‘尽物之性’”这“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二）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对于目前社会价值扭曲起到改善的作用。

现代社会经济观念的加强，功利色彩的浓厚，加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得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沦丧的现象，损人利己的行为的大量出现。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而中国古代关于义利的论述，对平衡当前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作用，“君子成人之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通过对中国古代的义利观辩证的吸收，对于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