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蔓延成风

公款吃喝蔓延成风，既有个人原因，又有环境因素；既有现实条件，又有制度留下的空间。

1、接待上级来人，不得不吃。接待上级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是公款吃喝成风的主要原因。对基层单位来说，接待上级领导的吃喝是免不了、推不掉的。一个单位再穷，甚至连工资津贴都发不出来，但是上级来人了，必须设宴款待，而且要像模像样。吃喝本身倒在其次，关键是吃与不吃、吃得好与不好，这代表了下属对领导、下级单位对上级单位是否欢迎，是否尊敬，甚至反映了对某项工作的态度。按照我们现行体制，下级单位的工作成绩由上级评价，下级干部的政治前途由上级掌握，对待上级，谁敢不敬？同时，上级部门掌握着各种行政资源、各种财政补贴、专项资金等等，你不跑不要，不吃不喝，天上哪有馅饼掉？在这样的体制下，要想下级单位自觉抵制吃喝风自然是万万行不通的。别说上级单位来人要请吃请喝，关键时刻恐怕还得上门送吃送喝。

2、吃喝文化落后，吃要吃好。一是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受。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公务人员认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观念已经过时了，为人民服务思想淡化了，而封建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却在发展，追求舒适、享受、高消费被看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二是传统好客文化作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热情好客被不适当地在公务消费中夸大运用，以为客人来了，不好好招待就是不近人情；以为不大吃大喝、高规格接待就是不重视客人；以为不进高档饭店、喝高档酒、吃山珍海味、送纪念品，不使客人吃饱、喝足、玩得尽兴，就没有体现出主人的诚意；……而更可怕的是，公务接待领域中广泛而普遍存在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事实上在营造一种以高消费、公私不分为特征的新的公务消费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务接待方面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发展与蔓延。

3、接待制度缺失，想吃就吃。公款吃喝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十分少见的。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欧美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众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根本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而在我们中国，公款吃喝则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据媒体报道，我国2004年公款吃喝费用就已多达2000多亿元，相当于三峡大坝这样一个旷世工程的造价。究其原因，招待体制过于随意和落后难辞其咎。在我国，招待费用是被列入财政预算的，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公款吃喝是自己消费，国家付帐，缺乏勤俭节约的激励机制，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许多地方领导认定“接待无小事”、“千好万好不如接待好”，只有把上级领导接待好了，工作才能出成绩，个人才能得升迁。这种被认为“不违法”的公款挥霍，花钱再多，领导干部也不必承担责任。

4、监督管理乏力，吃了白吃。多年来，为遏制公款吃喝风，有关方面不知下发过多少“不准”，制定过多少“严禁”，却收效甚微，禁而不止。一是制度执行不力。我们目前的财务制度对公款吃喝也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

所限制。财政部1998年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中明文规定：“地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的开支标准，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2％。”但实际执行的情况是，在我县没有一家单位未超过这一标准，九成以上单位的吃喝费用超过了当年公务费支出的20％。二是缺乏有效监管。监督乏力是导致公务接待中大量违纪违规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①人大监督缺位。在预算审议和批准过程中，快速的“一揽子批准”使人大代表们集中关注于几个大层面的主要问题，而缺乏对预算报告内容包括公务接待费的深入分析和讨论。预算执行监督方面，人大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有限，面对公款吃喝费用不断创造新高也没有太多办法。②行政监督乏力。由于公务接待的主体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加之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使公务接待中的问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于界定和发现，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特别是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更是如此。③社会监督疲软。在发达国家，对公务消费的监督，媒体和公众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无所不在的媒体几乎是拿着放大镜在挑公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公务人员公务消费方面的“毛病”，而一旦被媒体曝光或被公众举报，往往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相应的法律与行政制裁。但在我们中国，媒体等社会监督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三是打击力度不够。查遍我们现有的法规制度，对于公款大吃大喝等行为没有真正有效的惩罚规定。即使制定了规章制度，但是对不按制度规定办事，公然违规吃喝的行为大多是姑息迁就，制度成了一纸空文。近年来，因大吃大喝受到纪律追究的乏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