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

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丰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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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从历史观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但究竟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语焉不详。

有的强调人的各种能力、技能的发展，有的强调人的体力、智力的发展，有的强调人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各种素质的发展，也有的强调人的知、情、意的发展，还有的强调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发展等等。

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注重一些实证的考察也是应该的，但仅停留于此又是不够的，因为衡量这些方面发展的标准是动态的、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的体力、智力、素质的发展以及衣食住行的发展水平和标准是不同的，今天的所谓“发展”到了明天可能就是不发展，今天所谓的“全面”到了明天可能就是不全面，所以很难加以严格的、精确的把握。

那么，如何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呢？这就必然涉及哲学的把握方式。

哲学研究人的发展，自然有它的恰当定位，这就是要从更高的或更为本质的层次上加以把握，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方向性的理论说明，以引导人的全面发展。

事实上，马克思正是从历史观的意义上来看待和说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

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固然也涉及人的方方面面的发展，但更主要的是从克服社会关系对人的限制，即从克服旧式分工和外在强制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考虑问题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与片面发展，其根源并不在于人自身或人的自然本性，而主要在于旧式的分工。

只要分工是自发的而不是自愿的，那么人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而是这种力量强制和控制着人。

正是由于这样的分工，人的社会活动被固定化，每个人的发展被限制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分工显然是与私有制相结合的旧式分工。

只要这种分工存在，人的片面发展就不可避免。

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才不是被迫，而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心愿、才能从事劳动，而且由于生产时间的缩短，人们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即有时间和精力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培养和发挥自己的各种才能，从而实现其全面发展。

所以，马克思主要是从如何取消外在强制与束缚来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的标志就看受不受强制性的限制，是否给人以自主发展的社会空间与时间。

这样的发展观显然是与历史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这样看待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轻视以至排斥对人的具体发展的研究，而旨在说明，应当把各种具体发展研究纳入历史观的视野之中，不能离开这种基本的理论把握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各种具体的发展。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和处理问题的。

他不是一般地或抽象地谈论人的各种具体发展，而恰恰是在克服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论人的能
力、观念、品质等的发展，进而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人的全面发展。

因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一句话，新人的出现与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确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从历史观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其意义在于研究人的发展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各种具体发展方案的制定上，对各种具体发展蓝图的描绘上，而是应当重点考虑如何顺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如何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交往关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这些关系的发展只看做是外在于人的发展的东西，或者只看做为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些关系的发展本身就属于人的发展的内容，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定。

离开了这些关系的发展，事实上无从谈及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同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联系起来，同人的活动方式的变革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来寻求人的全面发展。

二、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考虑所处的时代。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正在走向全球化。

要研究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不具有全球化的眼光。

马克思就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问题的。

他在许多著述中，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考察人的发展时，总是和“世界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离开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就很难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有赖于交往的普遍发展，这里所说的交往，主要是指世界历史性的交往，即“普遍交往”。

为什么人的发展有赖于普遍交往？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主要的原因在于：
其一，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

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不仅仅受社会关系制约，同时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从历史上看，孤立的民族性、地域性存在往往是和生产力的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民族，一般是封闭、孤立的国家、民族。

如果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没有建立普遍交往，那就无从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

而“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可以想象，在普遍贫困的条件下，在各种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的情况下，还谈什么人的发展，谈什么新的因素的滋生与萌发。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讲：“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其二，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克服“狭隘地域性”个人的局限。

狭隘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

这样的个人由于失去广泛的交往与联系，因而视野受到限制，发展受到各种传统的束缚，其发展不是与现代文明相融，而是与愚昧、保守相伴，所以，这样的发展“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

要克服这样的局限，必须冲破地
域性的限制，扩大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其三，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

人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来实现的。

一方面，特定的文化成果是人们劳动创造的产物，这些产物凝结着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因而对后人来说具有客观的存在形式，并成为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与起点；另一方面，文化产品（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也会在主体的活动中被消费，其结果是转化为主体的新的本质力量，进而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被加以新的创造，获得新的存在形式，形成新的文化成果。

人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不断作用过程中进行的。

在以往狭隘地域性的存在中，人们对全球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利用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所获取的智慧和力量也是有限的，其发展的程度肯定不会是很高的。

只有扩大普遍交往，才能广泛参与全球性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实现“文明共享”，“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其四，只有普遍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从而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要全面发展，当然离不了对社会关系的利用和调整。

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主要出现过这样两大类型：一是建立在古代社会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对人的全面依存关系即依赖关系；二是建立在近代社会以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

尽管这两种关系都是依存性的，但给人所带来的后果却是不一样的：前者将人完全束缚在血缘关系上，因而人的各种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来发展；后者虽然也是依存关系，但这种依存不是一种自然依存，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的活动之间的依存，这样的依存，不仅使各个主体通过自己的产品满足了对方的需要，而且通过自己的产品丰富了对方的本质。

正是近代以来由商品交换建立起来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使人的素质、能力、才能得到了全面提高。

可以说，普遍交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重视普遍交往。

但是，世界历史下的普遍交往对人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有利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联系越广、越复杂，人所受到的制约和支配也就越大。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的事实”。

如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使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固定化，而且，由于受普遍分工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共同活动是自发形成的，因而由此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力量。

这一切，都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世界历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承不承认这些力量的实际作用，而关键在于如何驾驭和利用这种异己的力量与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要驾驭和利用这些复杂的关系，单独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共产主义革命。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人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全球化的出现以及相伴而生的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出现，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更难得的机遇：全球性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在各方面必须自我革命、自我超越，以适应现代化潮流；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人们在生产、创造、发现以满足需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全面的能力体系；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机制，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创新以求生存发展。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新人的塑造，有利于人的现代化。

当然，全球化也会与人的发展产生重大冲突。

资本、技术、金融等的全球快速流动，可能顷刻间使一些企业、商业破产，夺去工人的饭碗；新的国际分工可能使人的职业更加固定化、片面化；全球性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会处于更为艰难的境地；伴随经济全球化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影响非常之大，它使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追求完全有可能被扭曲……。

面对全球化，我们不应该做简单的评判，而应该加以冷静的分析，力求把握好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潮流，这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逆流而动，但是完全的被动顺应也是错误的，它会带来一系列苦果，因而又必须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因势利导，为我所用。

合理地参与和利用全球化，这就是今天人的发展所应采取的正确抉择。

三、从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看待人的全面发展
谈到人的全面发展，免不了要涉及评价，这就有一个评价上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看，这两种尺度是一致的。

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也在向全面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人的逐步解放和发展。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观察人的现实发展状态，从历史尺度所得出的结论与从价值尺度所得出的结论又往往呈矛盾状态。

这样，两种尺度实际上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统一，统一就是在不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

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之中。

人类发展所遇到的种种灾难与不幸，均是因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又发展不够引起的，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人类的发展往往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

既然矛盾的根源就产生于现实的生产发展过程之中，那就要求我们在评价人的发展时，应当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注意把历史评价放在突出位置。

也就是说，当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发生冲突时，历史评价应当是第一位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

要不然，评价就会走向泛道德主义，这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还要看到，即便是价值评价本身，也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因为同样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

我们要坚持的东西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种内涵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而且，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究竟反映的是进步力量，还是没落腐朽的力量？这些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因此，在价值评价上，也要坚持历史主义，不可抽象而论。

就以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讨论中谈论较多的异化问题来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消极因素，而很少看到它在历史
上的积极作用。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抽象地而是历史地看待和评价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的。

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

异化作为发展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不可跨越的阶梯，既有其消极作用，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对异化应做出合理的历史评价。

因此，在对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不能采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过分强调价值评价或者过分突出历史评价都是片面的。

在当代中国，要特别谨防泛道德主义在实际评价中的干扰和影响。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是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在评价中自觉不自觉地以道德评价为圭臬，轻视历史评价。

如果固守这样的观念，那么任何社会变革与改革都可能被视为倒退，这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为此，在价值评价中，必须坚持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的先进的价值观念与价值标准。

谈到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应当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不容否认，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取得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弊端，这就是在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人文的失落、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等，致使人的发展片面化、畸形化。

为此，众多学者开始了对现代化的反思。

但是，反思也有一个方法论问题。

反思的本意和目的是为了引导现代化建设更为健康、顺利地发展，以使其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从反思现代化走向否定现代化。

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进程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由此所得出的抵制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结论则是错误的。

否定现代化，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人的全面发展，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

“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

不过，也应当看到，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不会自然而然带来人的全面发展，正因如此，才要突出价值问题，突出精神文明问题，力求使社会与人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自《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