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诸暨的15位父母官

改革开放四十年诸暨的15位“父母官”
斯舜威
改革开放40周年期间，我的老家诸暨市，一共有15位市委书记主政。

诸暨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耿直而豪爽，是一个适宜于行政的好地方。

这15位“父母官”，除了第一位因为特殊原因止步于县处级，其余的都得到提拔，无一例外“升厅进部”，至少副厅，不少正厅，最高的官居正省部级，粗略算一下，正厅以上有9位。

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担任过市委书记的从诸暨市委大院或乡镇出去的干部得到提拔，据我所知就有两位正省部级、一位副省级，还有不少厅官，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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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这篇文章不好写，因为牵涉到不少领导干部，促使我动笔的因素，一是昨天看了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的新闻，为之激动和振奋，二是看了浙江新闻客户端推送的《章光华：县委书记，你是错了》，引发了一些感慨。

这位被戴上“你错了”帽子的县委书记，就是1978年4月至1984年1月在任的石永良书记。

石永良书记也是我唯一不熟悉的“父母官”，其他14位，有5位曾经在他们麾下工作，其余的也都有过吃饭或见面交流的机会，有的甚至是交往多年的好朋友。

石书记在任期间，我还在上大学以及刚参加工作在澧浦中学教书，等到我1984年6月调到诸暨市级机关工作时，他已经调往绍兴市担任闲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错了”这个报道影响了他的仕途。

事实上，他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干部，被戴上“你错了”这顶帽子，多少有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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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光华：县委书记，你是错了》这篇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大胆自行分田到户并给中央和报刊社写信的时任诸暨县三都公社长连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的章光华回忆：“写信呢，其实我写了七封，写信的问题就是，因为公社里再三把我叫去好几次，喊去就是（告知）这个田
要收起来（还给国家），因为我们这个田分到户里的，他们认为不符合政策，甚至有一次马书记（公社书记）是这样说的，他说县委里最近开过会了，中央农业部有个副部长来过浙江，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把农民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引，因为已经发现有这个苗头了，分田这个苗头，分到户里认为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再三说这个东西（田）反正要收掉了，然后我天天去公社里看报纸的，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堵”与“疏”（的短评），就是关于联村承包这个问题，所以从报纸上面我看出来，分到劳动力呢应该也是允许的，虽然没有文件看见过，但是允许分的，我考虑这个东西是有政策依据的。

”
这与我曾经听到的版本是差不多的，当时一位农业部的副部长来诸暨考察调研，强调分田到户是不对的，要把农民往“社会主义道路上引”。

在八十年代初，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来县里，也是很大的领导的，他的话自然代表中央的声音，作为县委书记自然得听。

所以，要说“错”，也是受到了“农业部副部长”的“误导”，是副部长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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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石永良担任县委书记的是汪曦光，他就任不久就到省委党校读书了，担任县委书记的时间只有半年，1984年1月至6月。

我6月份调入机关，刚好“擦肩而过”。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绍兴的一次信息会议上，我当时担任诸暨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信息，在绍兴市委办公室召开的信息会议上去介绍经验，作为绍兴市委书记的他接见与会人员，见到我，一面和我握手，一面很亲切自然地以“舜威”称呼，老熟悉的样子。

他是诸暨老乡，在诸暨，不带姓直呼其名，表示很熟悉。

我有点奇怪，心想：“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呢？”回来后与曾经担任他秘书的好友梁培甫说起此事，梁兄说：“汪书记的记忆力是超强的，凡是下乡到过的公社、生产大队，只要曾经和他谈过话，哪怕是普通生产队长，他都记得对方的名字，下次见面一定叫得出来。

经济数据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作报告根本不用稿子，可以把数字精确到个位数。

”据说原重庆市市长、诸暨老乡黄奇帆也有这样的本领，在上海工作时被称为上海的“活字典”，经济数据在脑子里如同电脑储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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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曦光后来在浙江省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下海创办耀江集团，华丽转身非常成功。

接任汪曦光担任诸暨县委书记的是时任绍兴市副市长的陈章方（1984年6月至1987年2月在任）。

陈章方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暨第一位副厅级“父母官”，他担任书记期间“绍兴市副市长”这个“衔头”一直是挂着的，这样后来才顺理成章由诸暨县委书记升任金华市市长。

陈章方是浙江农业大学毕业的农技出身的领导干部，在那个农业为主的时代，浙农大堪称“县委书记”“县长”的摇篮。

陈书记在诸暨的发展史上应该写上浓墨重彩一笔，他的“三板斧”的“第一斧”是抓诸暨的
市容市貌。

当时，诸暨的大街上，可以看到猪们大摇大摆行走，可以看到鸡鸭成群，而且，街道旁边居然还有露天粪缸，一幅农村集市的模样。

他不满地说：“诸暨诸暨，变成‘猪鸡’了。

”恰逢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月”的东风，他就现场踏勘，出手整治。

我当时刚调到县府办，担任文教副县长车珊珠的秘书，每次陈书记去街头现场踏勘，车县长都是一起的。

让我感慨的是，一些露天粪缸我都不愿进去，陈书记却不怕臭、不怕脏，脏乱差的地方都是带头进入，现场办公。

这给我留下很深影响，回到办公室，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县太爷”微服查公厕》的随笔，投给了《经济生活报》，当时《经济生活报》的“花市”副刊正在举行征文活动，这篇随笔刊登在头条，而且获奖了。

陈书记当时的秘书是王东才，后来王东才可能去绍兴了，我给车县长当了半年秘书后调到了县委办，先是搞调研、搞报道，后来王东才离开诸暨后，我给陈书记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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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方书记最厉害的“一板斧”，应该是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当时，县委办人手虽然很紧凑，但还是养着好几位“踱方步”的人，他们都是陈书记的“智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下乡、下厂调研，了解情况，写“供领导参阅”，给领导提供决策服务。

“四个轮子一起转，千家万户促翻番”的口号，就是在陈书记任上提出来的，由此而成为一项实行多年的大政方针，这对诸暨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没过几年，便形成了大唐袜子、山下湖珍珠、店口小五金等10大块状经济。

在执行过程中，作为主要领导非常难能可贵一点就是“放手”。

记得陈礼安有一句名言：“绍兴的经济不是抓出来的，是放出来的！”陈礼安当时担任绍兴县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绍兴市市委书记。

陈章方与陈礼安应该是浙农大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一次陈章方书记去向陈礼安书记“取经”，取回的“真经”就是一个字：“放”。

多少年过去了，一个“放”字，依然令人心生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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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记的还有“一板斧”，应该是抓教育了，诸暨一度号称“高考状元县”，有一句话叫做“出去一火车，回来一汽车”，大量人才输送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当年可谓诸暨教育的顶峰期，现在似乎“Not Any More”了，这里不再展开。

陈章方书记是宁波鄞县人，给诸暨留下的还有他一口浓郁的宁波口音，他作报告，人们需要竖起耳朵全神贯注才能勉强听懂，有时还会忍俊不禁发出友好的笑声。

比如他说“我们常委一班人”，人们就有意听作“我们常委一班怂”，宁波话里“人”“怂”很接近。

陈书记就住在人武部简陋的宿舍，用一只电饭煲自己做饭，他的低调、务实、诚恳，给我
的影响很大，想必也给诸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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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陈章方的是蒋巨峰（1987年2月至1989年6月在任），我当时是县委办秘书科科长。

此前县委办、县府办两办都不设科室，基本上是一正二副的配置，后来设了几个科室，但人员还是很精简的。

蒋巨峰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思路开阔，对宏观经济尤其有着独到的见解。

当时，我和他的秘书陈宁经常开玩笑说：蒋书记不是“池中物”，诸暨的池塘太小，留不住他的，肯定会有大的发展空间。

后来李泽民同志从辽宁调任浙江省委书记，需要选拔两位熟悉经济工作的县处级领导到身边工作，蒋书记被选上了，另一位应该是从舟山抽调的乐益民，后来曾经担任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厅长。

蒋巨峰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后来曾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常委兼温州市委书记，直至担任四川省省长。

他给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做做吃吃”，前面有一个诸暨方言“我、我们”的主语，但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字写出来，似乎也找不到语音接近的字，诸暨人和熟悉诸暨方言的人都应该知道的。

这句很朴实的话很代表他的个性，也表明他始终不忘初心（他考上大学前曾经担任农村电影放映员）。

一位有着睿智的头脑而始终不忘初心的人，成为封疆大吏也是名至实归了。

接替蒋巨峰担任诸暨市委书记的是顾仁章（1989年6月至1992年11月在任）。

诸暨1989年9月26日撤县设市，所以，顾仁章是诸暨历史上第一位“市委书记”。

顾书记在任时，我担任市委办副主任。

当时的市委办主任是楼国华，从枫桥区委书记任上调任，担任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委办主任，我和周光荣担任副主任，楼国华非常超脱，平时都在外面调研，办公室的事情就让我和周光荣“轮流坐庄”（所谓“轮流坐庄”，市委办除了日常事务主要任务是负责大会、大型活动，楼国华用大手一挥说：“这次斯舜威负责文字材料，周光荣负责会务安排；下次反之，周光荣负责文字，斯舜威负责会务。

你们就这样轮流。

”）楼国华的大手一挥是标志性动作，他后来曾任东阳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省林业厅厅长，现在依然兼任浙江省篮球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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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仁章是一位技术型的领导干部。

他素不喝酒，但有一次醉酒的经历，我印象很深，不妨写出来，从中也可加深对他的认识。

那一年元宵节，他在市委宿舍的家里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几位熟悉的朋友吃饭，包括市委办主任、副主任、秘书、司机，还有海越董事长吕小奎等，人不多，连他本人也就10位左右，菜是他家属烧的普通家常菜，酒是塑料壶装的同山烧。

他在喝酒时还念念不忘工作，谈建设儿童公园等市政设施的想法，同时一次次提议海越公司捐款。

吕小奎这位“颠佬协会会长”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劝酒机会，就很爽快地表态市委
市政府交给海越公司的任务一定完成，同时对顾书记开玩笑地说：“顾书记您多喝一杯，我们就多捐多少，喝一杯就多少！”这原本是酒场劝酒的套路，平时不善饮酒的顾书记竟真的开喝了，记不得喝了几杯，反正我们还没有喝好，他已经当场醉了。

我和吕小奎是斯宅老乡，又是交情很深的兄弟，我也顾不得他是大哥，就责怪他：你也不能这样把书记灌醉啊，要喝就我和你喝。

我们接着又喝了不少，我们告辞时，顾书记和衣躺在床上，连床罩都未掀开。

接任顾仁章担任诸暨市委书记的是张达洋（1992年11月至1994年8月在任），他担任诸暨“父母官”时才37岁，一表人才，真是“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的风华正茂的时光，他对诸暨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以站在很高的角度和起点，对诸暨的城市发展做出了一个“建成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格局、大规划，其标志性大动作就是以建设“香港街”为出发点，提出“跨江东进”“越山西拓”的“优势扩张战略”。

这个发展规划的提出，是需要战略家的眼光的。

当时的诸暨县城，千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县龙山和浣纱江之间，一山一江，使得诸暨的城市建设始终得不到舒展的空间。

张达洋认为，不打破这个局限，诸暨的城市建设始终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所以必须打破“一山一江”的局限。

“跨江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诸暨的“浮桥”对面有一个省级重点防洪工程“三十六洞”，也即万一洪水要危及诸暨县城，就开启三十六洞闸门，下游高湖一带全部变成泄洪区。

如果“三十六洞”不迁移，那么，诸暨江东一带始终是“泄洪区”而无法发展。

“跨江发展”的思路现在看来也不复杂，就是诸暨城附近沿江建设百年一遇的高标准的防洪堤，解决诸暨城市水患之虞，而后将三十六洞下移，江东一带建设诸暨新城。

县龙山的后面城西建成开发区，诸暨城市发展就有了东西拓展的双翼，有了腾飞的可能，现在这些早已成为现实，这里就不展开。

搬迁“三十六洞”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两方面意见交叉在一起，反对的意见也不少。

现在说出来也没有关系了，当时反对派里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名气和社会影响很大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梁焕木。

他是一辈子做水利的专家，对水利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三十六洞”有着难舍之情，万一他站出来公开反对，那就比较麻烦。

张达洋书记几次登门拜访，说明“跨江发展”的重要意义，说明建成高标准城市防洪堤之后一定可以确保城市的安全，耐心地做老梁的工作，后来梁焕木终于表态：他本人持保留意见，但是服从组织规划，他不会公开反对，更不会向上级写信表示反对。

梁焕木是一位受到广泛爱戴的老劳模，他和张达洋书记相互都尊重和欣赏，所以做工作比较方便。

“三十六洞”曾经是诸暨的标志性建筑，他对“三十六洞”的留恋之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与思想是否解放无关。

张达洋是继陈章方后的第二位副厅级诸暨“父母官”，他在担任诸暨市委书记期间，被选举为绍兴市委常委。

他曾和我说：我在乎的不是个人成为常委，而是为诸暨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后诸暨的书记成为绍兴的常委应该成为惯例。

而这个惯例并没有随即延续，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成为“惯例”，而他担任常委不久便被调到衢州担任市长了。

值得一说的是，张达洋担任书记时，有一位好搭档，他就是后来接任书记职务的周惠良市长。

周惠良是诸暨本地人，他也是迄今最后一位诸暨籍的诸暨“父母官”，这之后因为干部异地任职的规定，再也没有出现诸暨籍的诸暨市“主官”。

在他之前诸暨籍“父母官”分别为石永良、汪曦光、蒋巨峰。

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4月共有7任诸暨县委书记，无一例外全部是山东南下干部。

周惠良是在浙江省环保局副局长任上退休的，我遇到省环保局的朋友，他们都对他赞不绝口，口碑很好。

张达洋是嵊州人，诸暨人和嵊州人个性很接近，诸暨人从内心都把他视为“诸暨人”。

他曾任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惠良曾任诸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组织的诸暨市委副书记，两人本来就是“组织线”上的老熟悉，相互比较了解，又有所侧重，张达洋偏向于宏观，
周惠良则是实干型的，擅长于落实。

据我所知，他们俩是书记和市长配合默契的搭档，而当张达洋从诸暨市委书记任上调任衢州市市长时，周惠良顺理成章接任市委书记，也就进一步把“跨江东进”“越山西拓”的城市发展规划落到了实处，两届书记之间做到了“无缝对接”。

张达洋书记任上，我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诸暨报》社长、总编辑，而后又提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他既是领导，也是兄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调到杭州之后曾担任两个单位的一把手，也常向班子里的年轻人“传授”张书记的工作方法，他们也都认识张书记，对张书记也都非常尊重和钦佩。

周惠良书记最大的特点是务实，办实事。

有时候样子很凶，会板起脸骂人，却心地善良，属于菩萨心肠。

他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观点：“不要给子孙后代留骂名。

”
他确实做到了，他在老家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1995年12月我主动请辞，调到杭州，也是他担任书记的时候。

我和他说了之后，他很理解，说：“树挪死，人挪活，调到杭州余地更大，我同意”。

周惠良之后的历任书记，我都认识，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接触，由于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目前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有两位市长曾经担任诸暨市委书记，他们是台州市市长张晓强和湖州市市长钱三雄，而衢州市市委书记徐文光，则曾经担任诸暨市市府办副主任和“枫桥经验”诞生地枫桥镇镇长。

作为诸暨人，每次回老家，都感到诸暨有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当然是百万诸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和“父母官”领导有方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向每一位给诸暨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领导者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纯属个人的看法，而且是一口气写成的即兴文章，没有请当事人过目和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有不妥处，敬请当事人和读者朋友见谅。

2018年12月19日于杭州
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