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场经学战争

晚清的一场经学战争

晚清的一场经学战争2016-05-06 撰文：向珂《东方历史评论》11903年，八十三岁的俞樾因为年纪的缘故即将离开他执掌数十年的诂经精舍，这时，他收到了一位山西年轻人的来信，信中说：“议论著述，足以死亡中国人士而有余。” 四年之后，俞樾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张之洞在给俞樾之孙的信件中写道：“溯自道、咸以迄今日，世风益变，耆宿罕存。独令祖大人以鲁殿灵光，为昌黎泰斗。”俞樾早年因受曾国藩赏识，成为曾门弟子，却不汲汲于仕途，过着著述讲学的士人生活。而他所在的诂经精舍算得上是当时经学研究在江南的重要阵地。俞樾尽管为人尊为泰斗，俞樾在暮年也明显地察觉到自己已难适应激变的潮流，他的学问见识也抵不住外来新学的冲击，在人生的尽头写下了《三叹息》一诗，其中有“二叹息”云：“自从西学来西洋,一齐付与水东流，老夫为之再太息。”在“三叹息”中，俞樾又写道：“春在堂书行海内，卷帙已经逾四百。略窥南阁祭酒门，冀参东汉啬夫席。自从西学来西洋，从此研经将辍笔。慨自四十余年来，暑日寒宵常矻矻。一齐付与水东流,老夫为之三叹息。”俞樾曾因精于帝国最为正统的学问，而为人所尊，如今，这门古老的学问似已在“西学”的重重包抄之中。俞樾离开书院几年后逝世，身后之名也渐渐暗淡。正处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对此感叹道：

“德清俞氏之殁几半年矣。俞氏之学问固非有所心得。然其为学之敏与著书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学者之好模范也。然于其死之也，社会上无铺张之者，亦无致哀悼之词者，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于此观之矣。” 王国维与俞樾有半个多世纪的年纪悬殊。一少一老，共同感受到时代的激变中，思想文化层面的动荡更显得难以适应，只好再三叹息。科举制度在1905年已经废除，经学所依附的教育制度业已倾斜，稍稍开过眼界的青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难以同他们的前辈那样在经书上痛下功夫。他们的趋新也的确让对旧时代抱有温情之人感到不安。2俞樾被冷落了，似说明经学的光芒渐渐退却，古老的正统受到空前的挑战。而就在这残阳之下的帝国中，一种异样的声音透显出来。廖平（季平）在此时的言论颇能代表这类声音。出生在四川的廖平在晚清思想界也是劲头十足的人物（冯友兰在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史》中，将廖看作“经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在经学上曾受到俞樾著作的影响。根据廖平年谱的记录，廖在早年还得到过俞樾的鼓励。他曾在四川的尊经书院学习，接受了正统的经学训练，又于1883年进士及第。他的早期经学著作《知圣篇》和《辟刘篇》对康有为大有启发，康于是撰写了影响颇深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几本书阐述了旧有的经学本来就走错了路径，真经学是要讲改革制度的，而这套制度

是可以在经书中找寻出来的。当下出现了危机，错在我们将经书中记录下的优良制度视而不见（廖平和康有为都曾一度相信这套优良制度就在《礼记·王制》之中）。但是，到了1898年，即戊戌变法的那一年，由于他的著作与康有为的关系，他内心也恐慌万分，担心自己被人纳入到那个派系之中去，使得自己面临相似的风险。此时，廖平公开承认，他誓将推翻之前的学说，重新开启在经学上的新路途。这一次转变是他个人思想上的第三次转变，他称此为其“经学第三变”。对于这次转变，早已有人说，这是因为廖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压力，甚或贿赂，勒令他不得再传播这样危险的学说。尽管也有人驳斥这个说法，但必须承认，廖平在这一年的变化使得他告别了以往的身影。1898年以前，他希图发掘经书中的良制，以此来引起思想舆论界的关注；戊戌事变之后，他内心或已感到恐惧，而他也就此“一致对外”了。如就挽救经学的命运来说，过去他认为应该捡起那一套被遗忘的经学学说，经学似乎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经学可以为当朝政治改革提供依据；此时，他已无法将矛头指向当朝的正统，而把经学的敌人全然设想为外来者。面对汹汹而来的外来者，廖平未像俞樾那样，空有叹息，他坚持要在思想文化的阵地上打响战争，捍卫住本国经学的神圣地位。考察廖平个人的阅读世界便可知，他虽然以经学家自居，但也熟悉当时的出版物，尤其留心在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他誓言要投入到这场战争

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便因受到传教士相关论述的刺激。廖平曾说过：宗教攻孔之说多矣，即如《经学不厌精》《古教汇参》《自西徂东》之类，意在改孔从耶……今欲尊孔，正可借彼谈言为我诤友。语云：善守者不知其所以攻。所备既多，则固不能拘守旧法，亦如今日之兵战也。《经学不厌精》和《自西徂东》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撰写，而《古教汇参》则是由苏格兰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撰写。在所有传教士中，花之安又于中国经学的论述最为丰富。对于《经学不厌精》，曾有人评价道：“独具慧心，竭十数载之精力，括《十三经》奥义，发前人所未备，诏后学于将来，俾凡读者而知孰得孰失，或真或伪，日复一日，庶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昔人云：旧书不厌百回读。今是书曰《经学不厌精》。新旧之分，吾当知又千读不厌者矣。” 而就是这本书，廖平一再视其为“兵战”的对象。他的学生在为之辩护的时候，也说：“夫《经学不厌精》、《新政真诠》等书，鄙夷旧说，攻之体无完肤。前者之覆，后者之鉴，在今日情形固有偏袒不受节制之嫌，与其全军覆没，何若振旅而还。” 花之安花之安出版其著作《经学不厌精》于光绪二十四年。他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就中国宗教、文化及历史等方面都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作为一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花之安也认为经学是任何宗教内部都拥有的学问体系，这套学问的关键在于为人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准则，

他曾说过：“士不通经，无以致用。治经之道，首资乎学，学不得其要，则经无以通，此必然之理也。” 花之安也认为，经书是我们一切知识仓库的核心之所在，他说：“且既有经学，则性理、格物、数学、律学、兵学、农学、医学，技艺之学，俱可日有发明，为生民之利用。经学之有关于国家，岂浅鲜哉?” 并且，“泰西遵耶稣之教者，学问中以经学为第一，有小学之功，有大学之功”。他还特别介绍过德国的教育体制，并强调“经学”在其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权威地位。他在《大德国学校略论》当中就提到了“太学院”，并说：“此院乃国中才识兼优、名闻于众者，方能职膺掌院。凡有志之士，欲博古穷经，皆躬就学。……院内学问分列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经学分二类，曰耶稣教、天主教。” 而李提摩太在评介《经学不厌精》的时候说过：“今泰西所有治国教民养民诸新法，皆本泰西《新约》一书而来……现在中国人情法度，急需振作，说者谓中国之贫而弱也，由于商务之不兴也，格致之不讲也，制造之不精也，兵士之不练也，轮船之不习也，铁路之不开也，矿政之不修而货弃于地也，学堂不振而人安于愚也，不知新法固当举办，而皆枝叶之事也。欲植其根，则以正人心为始，欲正人心，必以明天道为要，欲明天道，舍经学其谁与归？” 在中国舆论之中，也确有人热心介绍德国人尊经的事例，还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国就与其国民的道德素养有关联，而这种素养源于他们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