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后蒋观云与夏曾佑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滥觞

2012年9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Sep．2012第29卷第9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ol．29

No.9

诗界革命后蒋观云与夏曾佑的民间文学研究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滥觞

崔

莉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武汉430205)

摘

要：蒋观云与夏曾佑是活跃于戊戌变法前后文学改良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与黄遵宪一起被梁启超誉为“诗界三

杰”。他们为了变法救国不断努力求索，在不经意间为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神话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就两人的学术经历与民间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进行梳理，试图理清他们的学术渊源与研究背景，并给予客观的评价。关键词：诗界革命;神话研究;进化论的影响;开创性的历史观收稿日期:2012－06－15

中图分类号：I207．7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9-0009-03作者简介:崔

莉(1983－)，女，河南郑州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19世纪末，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诗界革命的没

落，中国文学改良的运动阶段性地偃旗息鼓。作为诗界革命领军人物的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推行文化宣

传和文学改良，

黄遵宪回到家乡继续新体诗的创作。而同为领军人物的蒋观云与夏曾佑则另辟蹊径，离开

作家文学的路子，对民间文学进行了一些思考。这些开创性的思考，为五四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

蒋观云（1865－1929）与夏曾佑（1863－1924）年龄相仿，兴趣相投，很早就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相识。在诗界革命中，

他们都创作过不少新体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二人与黄遵宪合称为

“诗界三杰”。但最终二人的主要成就都不在诗歌上，本文仅就他们在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方面的成就进行论述。

一、个人经历与学术背景

蒋观云，名智由，字观云，别号因明子，浙江人。早年求学于杭州紫阳书院，诗文书法俱佳。清光绪二十三年以廪贡生京兆乡试举人得授山东曲阜知县之职，但他胸怀救国革新的志向未能赴任。后来响应康梁维新变法，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1902年冬留学日

本时，担任《浙江潮》《新民丛报》的编辑，发表民俗学论文和诗作。同年，

他将自己介绍西方文化和进化论思想所撰之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文章，集为《海上观云集初编》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次年，在新民

丛报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这是中国民俗学史上最早研究神话学的论文。晚年撰有《中国人种考》［1］

，

这是我国早期人类学的奠基著作之一。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人。父亲

早逝，夏曾佑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他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群书。1890年中进士，任清廷礼部主事。1892

年，他在北京和维新运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等相识，

由于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共识，交往十分密切。但因生活窘迫，辗转多地。其间担任过教员，协助严复、王

修植等创办过《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1900年，夏曾佑选授安徽祁门知县，

1902年又担任直隶知州，但很快就因奔母丧离任。丁忧期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编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

史教科书》［2］

。后又做了几任官，但都一直力图立宪而未成。辛亥革命后，他仍然固守改良主义立场，宣扬

尊孔复古，

思想渐趋保守。蒋观云与夏曾佑都出身于书香门第，两人都早早

有了功名，但都因胸怀救国革新的志向，而积极响应康梁维新变法。学术上，两人都较早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这多少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在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夏曾佑的《最新中

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由于晚清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以及生活方面的压力，两

人都不可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方面使他们没有对某个学科专业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常常能接触新的事物和理念，思想上不断受到冲击，

这使他们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较为宽广。两人的成果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小说理论、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方面，他们虽然都奉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圭臬，但切入角度又有所不同，蒋观云主要是从民俗学与人类学方向，夏曾佑则主要从历史学方向进行论述。

二、蒋观云关于神话的论述

蒋观云关于民间文学的主要有四个作品

，《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

、《海上观云集初编》、《神话历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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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人物》和《中国人种考》。虽然这些作品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但其中关于神话的论述尤为突出。

《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海上观云集初编》是蒋观云早期的文章，这一时期的文章受进化论的影响很大。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关于《山海经》、《帝王纪》中的神形进化的论述。他认为，这两部书中出现了鸟身人首、龙身马首、蛇身人首、人身牛首等兽型组合神、人兽组合神，以及人形神。他认为，从兽兽组合到人兽组合，再到人形神，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这种论述也影响了后来的学人对神形的分类［3］。

也正是因为其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应当改风易俗，以适应新时期的新变化。他在《海上观云集初编》“风俗篇”中借助中欧对比凡十余类，说明中国农耕风俗之保守主静怀古忍让等特性，与欧洲人正好相反。他认为这种特性使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

《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论神话的文章。是用“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这其实是与之前《海上观云集初编》中主张移风易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希望通过神话来达到“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和“鼓动”人心的作用。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指出了神话历史与人心的同构关系，二是把民族文学兴起的归根于神话歌谣的复活，三是神话历史之改进可改进人心。这是中国学术史上对神话的第一次论述，尤其是他的功能说成为我们认识神话的基本入口。他在论述中使用了鼓荡一词，生动地表明他对神话功能的期待。希望能“改造民生，新其民智民性，拯救国家。让政治宗教与人心风俗一致，增强民族种群的竞争力，强国保种。”这是带有鲜明的维新派特色的功利主义风俗观的核心内容。这些观念后来被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所直接继承，并成为批评传统、变革社会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但他把古代神话与后世文学作品用同样的审美标准来评定，所以得出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这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他在晚年思想又发生了转变，1929年写的《中国人种考》中也体现出这种转向。从文以载道、神话作用于人心、有移风易俗的功能这种经世致用的观念转向，认为古代神话是考证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虽然发生了这样的转向，但他受进化论的影响依然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书上他关于华夏民族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观点；《山海经》中对远国异人的解释；对昆仑之丘的解说等25个有关神话的问题。

就他的神话的学术研究来看，其核心在于进化论思想。他在《海上观云集初编》之“忧患篇”里指出：“天地间两物相遇，则竞存之理即行乎其间；国与国遇，则兴灭之事出焉。”这是进化论的核心观念，优胜劣汰的社会法则。他在《中国人种考》中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并将其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书中写道：“万物之初，由一元质，化分化合，而后有无机物出见，由无机物而后有有机物出见，而渐次……次第进化而后有吾侪之人类。”并在书中进一步对中国人种的起源作了考证。旨在说明中国人种的渊源，以提高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纵观蒋观云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他关于民间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是对中国神话史、民间文艺学史、民俗学史的奠基地位。《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开拓性地在中国学界引入了神话这一学术概念，是中国现代神话新的开源之作；第二是借鉴了西方人类学理论和发展了学科的方法论。《中国人种考》将民族文化问题纳入了我国启蒙思想家的视野，开拓了中国学术界对人类学的研究空间。

三、夏曾佑进化论的历史观与神话观

夏曾佑除了在诗界革命中是先锋人物外，在史学和小说理论上都有突出的贡献。史学上主要是他写于1902 1904年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3册，也就是后来1933年被商务印书馆加以句读重新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小说理论方面主要是1897年载于《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1903年载于《绣像小说》上的《小说原理》两篇文章。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

夏曾佑与蒋观云一样，受到进化论影响很深。他被人称为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谓新史学这一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来自今文经学派从刘逢禄、龚自珍到魏源时所体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张微言大义，讲求变通。这种今文经学中的变通思想使他在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时，能迅速接受并以此构建他的历史进化观。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认为，历史的因果关系，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他说：“智莫大于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他认为，现今社会学科日益繁杂，学者没有时间及精力通读全史，但是时下的运势、个人的遭际、人事的变迁等等情况，都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和分析其原因。所以夏曾佑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很重视从历史中寻出中国史进化的过程，而他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即弄清楚今天社会究竟是怎么演化而来的。他的这种历史进化观也影响了他的神话观。

夏曾佑对神话的观点，也主要出自他的《中国古代史》。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第一次提出太古三代是“传疑时代”的观点。他首先认为古史可疑，然后提出用神话的眼光治古史。

第二部分是他对于神话与古籍的态度。对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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