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外交上若干政治文明的体现

试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外交上若干政治文明的体现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分裂的时期，但它比之于晚清政府仍有一定的进步，外交上的进步就是其体现之一。

由于外交史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而深受政治影响，加之外交档案开放的限制，就阻碍了对北洋政府时期外交的进一步研究。

[1]
回顾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大的外交事件：1.不承认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背着中国政府划定的中印边界线。

2.不承认沙俄策划的外蒙古独立，并且应国民要求，出兵收回了内蒙古全境。

3.关于“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外交。

4.“府院之争”关于中国参战问题，中日中美外交。

5..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但又是弱国的外交策略（最终没在和约上签字）6.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瓦解，关于山东问题收回了日本在华的部分权益。

7.五卅运动后的修约外交。

8.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时期收复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同英国的外交等等。

在上述外交事例中，不乏有表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政治文明进步的事例。

其中以巴黎和会更引人注目，因为这场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世界为之震惊，甚至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

所以本文拟以巴黎和会为例来说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些体现。

一、巴黎和会之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准备活动
众所周知，中国参加了一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在战时虽未出兵，但却派出了数十万劳工等，为大战协约国一方的胜利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并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早在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发表了其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倡言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强调成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等。

对此，中国的许多人是非常看好的。

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去收回应得的主权。

就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说“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

[2]p(151) 这充分展示了自清末以来中国人民的觉醒，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进步，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群体强烈的国家和主权意识。

这可以说是当时国民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

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巴黎和会是相当重视的，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出了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及后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为和会代表。

国内，政府设立的外交委员会等机构与非官方的“国民外交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表现异常活跃，既为政府出谋划策，又显示了国民群体的外交意识。

中国代表团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和外国人在华一切权利，取消战败国在华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等等，虽然过于宏大和天真，但这也显然体现出中国外交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它所展示的是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单就这一点来说就表明它相对于清政府成熟进步了很多，［3］凸显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二、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和政治文明的显现
巴黎和会是一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大国操纵了会议的主导权，弱小国家却被排斥在外，尽管他们有正义的呼声和请求，但实际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但中国的外交人员和国内人民任然慷慨陈词，为国家主权奔走呼号。

著名外交人员为了国家利益，利用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务实的外交，力求最大限度的收回主权。

虽然最终外交失败，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关于山东问题是和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一战期间日本出兵山东并接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战后力求以合法化形式据为己有，这当然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

顾维钧在会场上发言，他驳斥日本方面关于中日关于山东问题已有成约说法，义正言辞指出“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有‘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它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4]p(264-267)顾维钧还在会上指出了山东的重要地位，甚至比作为耶路撒冷，争取西方的同情。

［5］p(154-155) 其发言为中国收回山东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引起强烈反响。

而后，由于日本故意拖延，代表团不等日方答复，就将中日间的密约送交和会，冲破种种阻力将中日密约公布于世。

这样在道理上中国始终占据上风，并且获得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北洋政府外交团人员熟练运用外交流程，并不时采取适宜的外交策略，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会上，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有关废除外国在华的特权，讨论铁路、租借地、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结束德奥在华一切权利等等问题。

虽然这些主张当时没能实现，但它却促进了日后北洋政府乃至国民政府的修约与废约的运动，对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

这显示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提高，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明正逐步进步。

三、由巴黎和会爆发的五四运动和成果
在美英法日等国主导的和会上，虽然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同情并支持中国对日的某些主张（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日本在华势力疯狂扩张而不利于自己），但他们也不会因为一个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而去开罪当时强大的日本，美国肯定不会为了中国的主权而把军舰开向胶州湾与日本作对。

因此，巴黎和会的主宰者们选择了毫无道理可言的日本，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

面对列强的各种威胁，北洋政府无计可施，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这表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全面失败。

恰在此时，中国国内爆发了全面的国民运动。

当著名记者邵飘萍详细介绍了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情况后，愤怒的爱国学生从5月4日开始，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之后，中国的商人，工人甚至是农民都参加了这一庞大的运动，从北京发展到到上海、汉口、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抵制日货在全国各地进
行，每天还有无数的爱国电报发送到中国政府代表团手中，反对对日妥协及在对德合约上签字。

这次国民运动不仅开中国近现代史上全国性的国民外交之先河，更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幕。

全国人民成为爱国的先驱者，社会文明不断地被传播，国民更加觉醒。

在此情况下，北洋政府虽由于自身因素，害怕人民和国内的动荡，但在外交上则因势利导。

5月20日，北京政府决定接受中国代表团“保留签字”的建议，而此方案仍然被列强拒绝，但即使在“保留签字”方案受挫后，中国代表团和国内人民仍不断努力为主权奔走，代表团内部也出现分歧，后来反对签字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成为会议后期中国代表团实际主持者。

［6］P(166-167)而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和学生组织、华侨代表等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在巴黎的代表团本部自仅6月10日起就先后收到了团体和个人拍发的拒签合约电报达7000余份。

［7］P(206-207)6月28日，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

这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开创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

这一先例对于中国日后的外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之后北洋政府实行新外交政策，并且由此产生的寻求平等外交政策也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借用。

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终于最大限度的收回了主权，而1921年签订的《中德协约》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德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8]P(177)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至少从外交层面上反映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一些成就，而这些成就正是外交日益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文明的体现。

四、巴黎和会前后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些原因
政治文明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体现国家主权的外交也自然是政治文明的一种体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清政府灭亡，大清帝国在外交上几乎处处是丧权辱国，毫无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政治文明可言。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这种状况则稍有改观。

清末，由于人民的不断反抗斗争和清政府面临的严重统治危机，不得不实行新政。

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并得以成长，熟悉西方外交模式。

这样一来，一批年轻有为并且受到现代思想熏陶的外交人士不断成长起来，为民国初年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比如顾维钧和颜惠庆等人后来成为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他们为收回一部分的主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晚清时期到民国初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日益传播到中国人民身上。

并且由于科技进步和革命人士的宣传活动，国民思想日益解放，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使得爱国主义思想不断被传播。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代表团提出的收回部分主权的主张使人看到了中国外交的新动向，这种新动向也预示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逐渐向国际化和独立自主迈进。

这种新动向不仅符合北洋政府的利益，也更加符合饱受欺压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在和会上中国政府外交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以爱国学生为首的广大人民自发行动起来进行联合抵制，并对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卖国官员进行了惩罚。

毋庸置疑，作为国家统治阶层的北洋政府，是害怕出现全国动乱的，更何况
是在国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统一的特定情况下。

在觉醒的社会各阶层的反日斗争和拒签合约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最后终于顺应了民意，最终未在合约上签字。

但也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的拒签不仅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且也为日后的主权问题朝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埋下了伏笔，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促成了山东问题的解决。

这不只是个人努力，更是中国人民觉醒与政治文明不断现代化的结果。

巴黎和会以及后来的华盛顿会议上，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联合美国抵制日本，并且与民众有了很多接触与沟通，会议上代表团又据理力争，常驳的日方代表哑口无言，他站在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立场上毫无畏惧的出击，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尊严和国家主权。

［9］虽然最终外交失利，但他们不辱主权，最终给了中国一个解决山东问题的机会。

[10]外交家们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

五、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政治文明的一点看法
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举动显示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外交上也是社会上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它源于国民意识的觉醒。

外交背后靠的是国家整体实力，没有实力，就没有你的说话权力。

中国当时的实力是弱小的，但中国人民的表现和大无畏的精神却震撼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进步，它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精神文明发源于清末，又在辛亥革命后不断被传承，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民思想的不断进步。

由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报纸、评论等刊物不断出现，使得中国人民了解世界更加便利，这也不得不说是北洋政府时期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的进步，它开亚洲觉醒之先河。

有了这种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文明，中国开始逐步变得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开始敢对列强说不，而不是任人宰割。

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孤军奋战那个最艰苦的日子，中国依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完全改变了。

当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有着黑暗的一面，外交失败也很多，由于与本文无关，这里不进行说明。

但是即使只从外交上反映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相当复杂的，它涉及的层面太广，无法一一例举并阐述。

本文仅就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上的一些事例阐述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文明的显现。

若要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恐怕得更下功夫，全面弄清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等。

希望有朝一日，史学界的精英们能够研究透彻这个问题，以弥补长期以来人们对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一些误解。

参考文献
［1］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价（J）．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10，（3）．
［2］［5］［6］［7］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陈桂杰．北洋政府的外交现代化研究(J)．郑州大学学位论文，2009，（6）．
［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七（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1．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
［9］宋函．顾维钧“联美之日”外交思想析论（J）．2008，（5）．
［10］李淑娟，杨晓梅．略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拒签対德合约中的作用（J）．北方论丛，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