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派”学者严如熤

田野派”学者严如熤
摘要：严如熤出生于一个具有“实地调查”家学传统的“理苗世家”，这种家学传统是他在平息乾嘉苗民事变时建功的资养，更是他“田野派”才干的来源。

嘉道年间，严如熤坐镇南山、治理汉中，为官陕西20余年。

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与亲身实践，在平定汉中白莲教事件与“棚民”事件过程中建立了卓著的功绩。

他一生著述颇丰，这些著作被后人视为“经世致用”之具。

但是，我们从其生平事迹与著作中还可以看出，严如熤更是一个深入实地、长于基层社会调查的“田野派”学者。

关键词：严如熤；生平事迹；田野派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4906
严如熤（1759—1826年），字炳文，号乐园，湖南溆浦人（今湖南省溆浦县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于清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三月初二日。

严如熤出身于一个世代辅佐朝廷治理西南苗民事务的士绅之家，年轻时就读于岳麓书院，乾嘉苗民事件发生之际被招入姜晟幕府，亲历苗疆，对平定苗民事变多有功绩。

后为官陕西20余年，坐镇汉中，宦游南山，平息白莲教事件与“棚民”事件，事功卓著。

但一生沉于下僚，居官不过三品，事功不出南山，在当世声名并不显著，今日之所以引
起世人关注，则是因为他传诸后世的著作。

他一身著述颇丰，有《苗防备览》、《洋防辑要》、《三省边防备览》、《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汉中续修府志》、《乐园文钞》等。

这些著作，多被后人视为“经世致用之具”[1]（p17）。

今人研究严如熤也多发掘其著作中反映的“经世致用”思想。

[23]笔者认为严氏不仅是一个“经世致用派”学者，更是一个深入实地，长于基层“社会调查”的“田野派”学者。

虽然“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之后才兴起的概念。

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学人都进行过“田野”工作。

翻开中国历代史家著述与学者游记可以看到，他们行走“田野”、收集资料、书写成文本的实例数不胜数。

[4]（p13）只是中国古人所进行的“田野”工作与今天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的“田野工作”相比[5]（p9899）没有那么强的学科规范与理论指导罢了。

中国古人的“田野”调查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走出“书斋”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甚或亲自动手实践操作，是一种在身体力行中总结经验、汲取知识的治学精神中国古代“田”与“野”是两个互有区别的概念，“田”本意为“耕种的田地”，即“树谷曰田”，“野”本意为“郊外”。

“田野”合用，往往与“庙堂”相对，表示下到田间或野外，体验民间生活。

所以，进行“田野调查”并非直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引进中国后才开
始进行的工作。

今人研究中国民族学史对此已有所领悟，注意到中国“田野调查”的治学传统并不逊色于西方。

[6]（p3847）
清代乾嘉之际，当时的一批学人对实地调查工作的开展颇具实效，严如熤则是这一时期成绩卓越的典范，其诸多著作都是从“田野”中获取资料，并对史籍进行订正，使中国传统的学识更贴近实用。

因此，笔者认为前人仅仅将严如熤称为“经世致用派”学人还远远不够，因为他还是一个在当时亲身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并终其一身坚持奉行的“田野派”学者。

一、理苗之资，乾嘉为用
相传严如熤祖上是宋末从浙江迁居湖南溆浦。

[7]严氏先祖自明代始，为朝廷镇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多有功绩。

有明一代，西南苗民事变不断，朝廷多次派军进行军事征讨。

严如熤八世祖严秀曾多次随军出征，宣力苗疆[7]，严氏家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理苗世家”。

对祖上辅佐朝廷平息苗民事件的功绩严如熤在《苗防备览》中进行了追述。

祖上的功绩对严如熤而言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为他深入实地进行“田野调查”提供了家学传统。

这种家学传统对严如熤来说是一种知识、能力的积淀，通过这种积淀积累起来的知识才干是他乾嘉之际为平息苗民事件建功的资养，更是成就他一生功绩的源泉。

严如熤从小“究心于舆地、兵法、星卜之学”[8]，并受到时人
赞誉，称他“经世才，足当大任”。

[7]乾嘉苗民事变，他随军征讨，遍历苗疆，为平息事变多有献策。

这完全得利于他祖上在苗疆进行实地考察积累的诸多经验，以及他自己亲身实地对苗疆进行调查，熟悉苗情的结果。

这可从其事发之初呈进湖南巡抚姜晟“招募土蛮，收复乾城”建策以及随后亲自深入苗疆招抚“土蛮”、建立功绩的事迹中窥见一二。

严如熤对“土蛮”（即大小章仡佬人）十分熟悉“大小章者，仡佬也，散处乾州、泸溪边界。

相传有章姓兄弟，官团练居此。

其子孙习蛮俗，似苗非苗似土非土，盖边徼中另一种类。

人最劲健，力能抗苗。

”见严如熤《招降大小章仡佬始末》，载《苗防备览》卷17《要略》，道光癸卯年重镌，绍义堂藏板。

，同时，他还清醒地认识到苗民事变之初之所以能攻占乾城，滋事甚大，主要是因为苗民招抚笼络“大小章人”使之为己所用。

如果朝廷能够招降“大小章人”，利用这些人来抗击苗民，对苗民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收复乾城，那么事变平息就指日可待。

但由于当时主事的军事长官云贵总督福康安专权邀功，意图从贵州方向进军苗疆，不听从其建议，虽然毕沅、姜晟等非常赞赏严如熤的策略，但他们惮于福康安的权势，只能听之任之，不敢有所作为，这才致使乾嘉苗民事变整整拖延了两年才告平息，清廷也为此付出本可以避免的惨重代价。

乾嘉苗民事件从三个方面具体体现了严如熤是一个““田野派”
学者：
首先，在此之前他早已结识了一大批“土蛮”（即大小章仡佬人）以及熟悉仡佬语、苗语的乡民，并与他们成为朋友（见《苗防备览（卷17）》·要略·招降大小章仡佬始末）。

严如熤生于苗疆，长于苗疆，对苗疆十分熟悉，最重要的是他真正细心去了解当地的民族文化，并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严如熤的社会资源不限于在苗疆，他在汉中为官时同样结识了一批能人志士，如《汉中续修府志》“严如熤序”中提到帮助他修志的友人郑炳然、杨生筠、卢南石等，这些人都对当地风土民情，社会历史十分熟悉。

见（清）严如熤《汉中续修府志》，嘉庆十九年镌，本衙藏板。

可以说，这种社会资本是他以后成功的重要依托；其次，他对文献史籍与苗疆方志典籍十分了解。

翻阅他编撰的《苗防备览》以及相关著作，可以看到他对历代文献典籍之熟悉程度在当时可谓屈指可数；再者，他做到了将文献、典籍记载与实地调查进行了完美的对接，此项工作更是体现在他后来汉中为官20余年的行事当中。

严如熤长于“田野”调查，并亲身付诸实践，这与今天的“目光向下”的科学精神可谓一致。

他敢于与不同阶层的乡民交朋友，这更是他开展“田野调查”的社会资本。

乾嘉苗民事件平息之后，严如熤辅佐傅鼐，参与善后事宜处置。

他提出了在苗疆开展“屯田”、修建营汛、哨堡与“边墙”的治策体系。

严如熤的这些善后治策与其他人提出的类似治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时人往往以兴办“义
学”、进行教化，开设“屯防”、修筑“边墙”以资防御作为处置苗民事件善后措施，但是严如熤知道应当如何将这些决策进行具体的实施，因为他了解进行“屯防”的时候哪些地方的苗民可用，哪些地方最易于开展“屯田”，而不是与其他人一样泛泛谈设“屯防”。

这些决策建言，如果没有经过实地“田野”调查是万万不可能提出的。

严如熤的决策建言当时或许只能算是一个普通士绅对平定乾嘉
苗民事件提出的个人意见，但是这些建言都是在他遍历苗疆进行实地调查，对苗疆环境以及当地民族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背景下进行理性思索后得出的。

《苗防备览》卷1《舆图》共绘有13幅地图，这些地图都是按照标准的比例尺绘图方法绘制的，这种绘图方法是明末由利玛窦传入，康熙年间曾经采用此种方法绘制了《皇舆全览图》。

[9]
（p315317）但是，在湘西苗疆采用西方制图原理绘制地图的实践，严如熤无疑是第一人。

卷2、卷3《村寨》中严如熤对湘西苗疆的民村、苗寨进行了细致的记载，不仅记载了每一个村寨的名称，还标明村寨离厅城的道路距离。

卷6、卷7《道路》中严如熤按“营路”、“民路”、“苗路”分类，对湘西苗疆各厅城、营汛、民村、苗寨之间的道路往来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记录之间的来往里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分内容当中还涉及到苗疆的苗民、汉民民族成分以及空间分布的详细记录。

严如熤将民族分布、民族结构以
及人口成分作为并行的不同要素加以实地调查并进行记录，这种做法类似今天民族学的调查工作，在此前没有先例翻阅以往诸多地方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最多只就一个民族举一个例子，记录哪个寨子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但并没有民族空间分布上的记录。

而中国仿照西方的民族学进行民族分布的科学规范调查工作，是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的事情。

诸如此类的例证在翻阅《苗防备览》比比皆是。

如果他没有亲自做田野调查，如此这般细致的记录是不可能做到的。

正是有对湘西苗疆细致地调查基础，所以在整个乾嘉苗民事件当中严如熤提出的策略是最特殊和最行之有效的。

假如按照严如熤的军事安排，乾嘉之际的苗民事件应该可以提前一年就结束。

尽管严如熤的提议没有得到完全的采纳，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学者已经在“经世致用”和“田野调查”的研究道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二、通达民情，推广“区田”
乾嘉苗民事件平息之后，嘉庆四年（1796年）严如熤以孝廉方正科赴廷试。

其时，四川、陕西、湖北白莲教事件爆发清朝中期，川、楚、陕、甘、豫五省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都比较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到处流浪，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

这一带广泛流行着白莲教。

乾隆四十年（1775年），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宋之清在湖北、四川、陕西一带传教，酝酿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到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事件日益扩大，成燎原之势，迅速发展，
由湖北、四川、陕西而绵延至河南、甘肃等省。

当时，事件最为严重的地方便是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

见戴逸编：《简明清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7459页。

，嘉庆皇帝在本次廷试中特意出题咨询平定三省白莲教事件事宜。

严如熤由于刚刚参与平息苗民事件，从中得到启示，上“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7]，嘉庆皇帝阅后，亲自审定，擢为第一名。

随后严如熤以知县身份派往陕西授用。

他提出的“屯田”等方略，军机处抄录并廷寄陕西总督长龄参阅，诏书中还特意叮嘱长龄对他“量才委用”（清实录·仁宗实录（卷67）嘉庆五年庚申五月丁亥）。

从此，严如熤开始了在陕西汉中20余年的官宦生涯。

嘉庆六年（1801年）严如熤任洵阳县县令，主张采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应对白莲教事件。

嘉庆十四年（1809年）严如熤因在汉中期间功绩卓著被朝廷特擢为汉中府知府。

任汉中知府之后，严如熤总结数年来白莲教事件的教训与经验，提出联营伍，立保甲，兴劝农事，行“区田法”“区田法”是东汉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实行的一种高效高产的耕作方法，适用于旱地耕作，最早载于汉成帝时氾胜之著的《氾胜之书》。

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区田法”有全面的总结。

汉中地区东汉时曾是推广区田法种植的主要区域之一。

、“制纺车式”“制纺车式”即制作一种新式的纺车将之作为在汉中地区纺车推广的标准型。

清中期以前陕西地区大多种植麻，大规模种植棉花是直到清中期以后才开始的。

因此严如熤专门制作纺车
是为了教导汉中民人进行棉花纺织。

等使民务本的政策。

从此人民安居乐业，南山大定。

严如熤在汉中推广“区田法”与“制纺车式”一事是他在处置白莲教事件过程中通过遍览史籍，加之常年在汉中为官熟悉这里的历史与当地实际情况，思考事件发生的原因后得到启发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他意识到正是由于人口压力，人民生活没有着落，才导致大量“流民”涌入“三省边区”“三省”指四川、陕西、湖北。

“三省边区”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清代陕西的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四川的保宁府、绥定府、夔州，湖北的郧阳府、宜昌府。

见（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舆图》。

，这些“流民”当时常称之为“棚民”“流民”在众多官私史籍常称为“棚民”。

“棚民”由来已久，元末至清，晋、鲁、皖、豫、鄂等荆襄流民为土地兼并、租税徭役与灾荒所迫而逃往陕、豫、鄂边境地带，开垦荒地，伐木架棚，流徙不定，成为无业游民。

他们毫无生活保障，四处游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为盗贼，入会党，参加农民起义队伍。

清嘉庆年间聚集在“三省边区”的“棚民”是白莲教的主要成员来源。

《清史稿》卷120《食货一》载：“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

”（清）魏源：《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载：“陕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散垦种。

”还参见冯尔康《清史社会史论纲》，《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谢宏维《清代棚民及其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

“三省边区”聚集的大量“棚民”为白莲教事件的爆发提供了人员基础。

要彻底解决因“流民”而引发的“棚民”参与白莲教事件，以及事件平息后大量无业“流民”生活无着落的现实问题，就必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过上衣食足饱的生活。

严如熤仿照东汉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推行过的“区田法”，以期对他们实行妥善的安置。

严如熤敢于借鉴历史上曾经在此推广过“区田法”种植的经验，并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从而在东汉过后1 000多年的清代汉中地区重新推广“区田法”耕作方式。

汉中“区田法”的推广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粮食自给的问题，使参与白莲教事件的“棚民”得到妥善安置。

同时，严如熤“制作纺车式”使汉中的纺织技术得到全面的复兴。

由是，汉中地区在历史的基础上得到新时期的恢复，还实现了偏远的汉中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完成了经济的接轨。

“区田法”的推广保证了汉中地区人民粮食自给，而“制纺车式”则是保证汉中地区实现加速与内地发展的一体化。

从此，人民丰衣足食，汉中的社会秩序得到持续的安定。

严如熤在汉中推广“区田法”与“制纺车式”，如果没有亲身试验过，经过细致的“田野”调查是不敢贸然执行的。

这是那些埋首于“故纸堆”当中潜心研究小学，极尽考据之功的传统“乾嘉”学者不可能做到的明证。

严如熤是一个很务实，愿意做田野调查的“田野派”学者。

他这样的务实之风是湖湘学派卓越的代表，实质上充
当了咸同之际陶澍、魏源等湖湘学派名流的先驱。

并且，他对于“区田法”的推广与应用还带动了清末王先谦、叶德辉对中国农史的研究[10]，更对其后20世纪初的中国农史专家万国鼎、陈桓力等的农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学经验。

[11]可以说，严如熤在汉中的“区田法”推广是中国农史研究实地操作的先例。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农史专家进行“代田法”与“区田法”农史实践研究可谓与严氏当年在汉中推广“区田”种植一脉相承。

“区田法”种植的推广代表了严如熤对中国农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三、坐镇汉中，宦游南山
嘉庆十四年（1809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严如熤一直担任汉中知府一职，“十余年不迁”。

后人私议，严如熤“十余年不迁”是由于他“劳于治民，拙于事上”，所以才仕途不顺。

[7]但笔者认为，严如熤或许在官场方面不善钻营，但他以41岁的年纪，由孝廉方正科入仕，不到10年，从县令升擢为知府，在当时来说已可算是仕途顺利。

后人认为严如熤“十余年不迁”，是因为“劳于治民，拙于事上”的缘故，其意或许是谓他的才干没有得到朝廷认可而替他感到惋惜，但是这种评价是没有真正了解他才引发的感慨。

严如熤并不是“拙于事上”不善曲意迎逢，因为，通观严氏一生，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办事的人，本意就不为追求高官厚禄。

他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求安民治邦的实效治策。

无论是在苗疆还是在汉中，他都对当地能做到彻底精准的把握，从而能够提出行之有效、
恰如其分的治理措施。

而这种行之有效、恰如其分的治理措施，则是得益于他的“田野”调查。

清廷正是看重严如熤如此才干，并且意识到治理汉中这样的“三省边区”着实需要如严氏这般熟悉汉中，通达民情的官员。

因此，朝廷将严氏视为治理汉中难以取代的不二人选。

这或许才是严如熤为官汉中“十余年不迁”的真正原因。

而严如熤也确实做到了将汉中这般难以治理的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并成就了他一生“镇抚南山”的历史功绩。

这种历史功绩可以从严如熤在汉中地区实施“屯田”治策以及他对南中行政规划设置二事中略见一二。

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严如熤赴廷试，在应试上“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中，提出以“仿古屯田之法”以安抚无业“流民”应对白莲教事件的治策思想。

汉中实行屯田的构想，在他编撰的《三省边防备览》中有详细的记载：
“屯政虽系古法，然有实心任事之人不避劳险，安在不可举行？即如新疆、苗疆各屯，现在均著成效。

山内有水田之处难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为子孙之计，亦畏有贼匪之害。

核其田为屯田，编其人为屯丁，即以现有之田定为口分世业，设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团聚之，寸土颗粒，官无利焉。

再为清出叛产绝业，收其租课，以供屯务之杂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恺切开导，使山民晓然，知此事之为已，如此则屯政可行。

”[12]
从他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严如熤提出的“屯田之法”是一种不拘
泥于古法“屯田”的创新性改制。

“屯田”古法是用整编的军队去开垦荒地，这些军队人员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完全懂得耕作技术，只需脱下军装拿起农具就可对荒芜的田地进行开垦。

严如熤在汉中地区推行的“屯田”则是把招抚的“流民”（或“匪类”）转化为良民，用这些人来实行屯垦，并将所屯的土地转化为他们的家产，同时将他们编成准军事组织，既方便控制，又可以应对事变和外来的骚扰，在组织与管理上与古代为了边防而实施的“屯田”在实质上恰好相反。

决不能光看“屯田”二字就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这种“屯田”方略是严如熤对汉中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甚至风土民情有过深入地调查了解之后才能做到的大胆创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严如熤刚升擢为陕安道不久，卓秉恬奏陈“川、陕、楚老林情形”，嘉庆皇帝深表认同，接受他的建议，将他的上疏转发给川、陕、楚三省最高行政长官进行讨论（清史稿卷365）·列传第一五二·卓秉恬传）。

同年，四川总督蒋攸铦委派严如熤总揽对川、楚、陕山区查勘并规划行政设置的任务。

严如熤“自川入楚反陕数千里，遍历南山，相度形胜，析官移治，增营改汛，建置城口、白河、砖坪、太平四厅，寻复请设佛坪厅，移驻文武员弁”，历时整整一年，才告完成（清史列传（卷75）·严如熤（子正基）传）。

此次宦游南山，一方面为严如熤提供了亲身进入深山区调查的机遇，更让他对治理山区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在奏请朝廷在“三省边区”设置大量厅、县，给后世治理南山提供难能宝贵经
验。

这些新设的厅、县为现在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行政设置奠定一定的基础。

这种奠基工作，是他通过“田野”调查取得的成果，这种做法对后世类似的行政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严如熤将遍游南山获得的“田野”资料编辑成书，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严如熤在南山为官时做调查的经验与收集到的“田野”资料，全都记录在他修纂、编辑的方志与著作当中。

嘉庆十三年（1808年），严如熤在潼关厅同知任上时，就开始着手重新修纂《汉中府志》。

历时五年，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完稿。

道光二年（1822年），严如熤在四川总督蒋攸铦委派他查勘“三省边区”之后，于早年所撰“三省山内风土杂志”、“边境道路考”的基础上，结合此次亲身勘定川、陕、楚接壤州县情况，增写成《三省边防备览》一书。

无论，严如熤《汉中续修府志》，还是编辑《三省边防备览》，都是他为官陕西其间，坐镇汉中、宦游南山，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之后，参阅众多史籍完成编撰，都可视为严如熤作为一个“田野派”学者的最好佐证。

这些书籍是今人研究汉中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生态灾变的必备史籍。

见《汉中续修府志》“严如熤序”，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引”，张鹏翂《重刻三省边防备览序》。

四、余论
前人论述清代学术与社会历史时有一个惯性的认识，那就是往往认为清代在“文字狱”的威迫下，乾嘉之际的学人大多钻营于“故纸堆”中进行考据之学。

但是，随着近人对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已经意识到前人认识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并开始关注乾嘉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所透露出来的实践之风。

[1316]其实，在乾嘉考据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在湖湘学派当中一批人深受西方实证思想影响的学人已经开始摸索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这一学风转变的过程中，严如熤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严如熤所处的时代，刚好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已经非常大了，只是还没有普及。

以往的研究都认为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才开始直面西方。

但其实在此之前清廷的王公大臣对西方已经非常了解，并且每个王公大臣都在使用诸如钟表等西方的器物，他们与西方的学人也有交往。

清王朝对西方的火炮、历法等更是有充分了解，并已经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当时的清廷表面上是抵制西方，但实际上却已经在启用西方很多的东西。

至于西方的物理学、几何学等从康熙皇帝开始清廷内部就已认真研读和推广，并在地理大勘测与历法校正中得到实际的运用。

乾隆晚年，马嘎尔尼来中国的时候，乾隆皇帝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非常了解。

[17]由于清廷对西方的重视必然会在私底下感染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受这一“暗流”的影响，中国的很多学人早已开始接触西方的学术思想。

从表面上来说，乾嘉之际的大师们都忙着钻研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但是不排除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并行的潮流，即在受到西方影响的时候出现类似严如熤这样具有实证科学思想的人。

这些人对后来道咸之际的湖湘学派甚至。